陆玉成关注北方那片大草原是有原因的，因为一场即将要改变亚洲政治地理版图，长期影响世界格局的空前大战，很快就要在那片土地上爆发了。
后世位于中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自治区，东西狭长，幅员广大，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其境内有高原、平川、沙漠、丘陵和山脉；大兴安岭、阴山和贺兰山从东至西横亘内蒙古中部，将全区自然地貌分成南北两大片，北片为莽莽的高原，南片为丘陵平川；众多的河流、湖泊分布在山脉、高原、平川之上，使这里草场广阔，宜牧宜农，被誉为多姿多彩的内蒙古草原。如果从更广阔的地理范围看历史，这里属欧亚北方大草原东段南部，既是这极其广大的草原牧业历史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再南的华北大平原和秦晋山间平原农业历史文化区紧密相连，史称漠南，毗邻漠北，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整个大漠草原历史文化演进的重要地区。
因此，自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孕育、到夏商时期游牧文明形成、至清代晚期游牧文明衰落的数千年中，这里一直是游牧文明的主人——素有“马背天骄”之称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他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东胡、匈奴、突厥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的主要民族，如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自春秋战国至元明清时期，次第承接，相继成为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统治民族，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的兴繁演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自孕育到形成到发展的数千年中，一直具有着游动性和爆发性的特质，这是有别于农耕文明的相对稳定、固定一地的特殊风范。所以北方草原民族才会被称为“游牧”民族，北方草原王朝才会被称为“行国”王朝。这个特质使游牧文明蕴含了与生俱来的一种冲击力，这种冲击力表现在游牧文明的各个方面。
游牧文明冲击力表现形式之一是军事战争上的冲击力。游牧文明是游动的马背文明，游牧民族是游动的马背民族。马背民族和游牧生产及骑射狩猎相结合，产生天然的战士。在冷兵器时代，举族都是骑士兵团，其战斗力和冲击力必然极为强大。所以，自东胡族开始，北方草原民族如归属中央政权，则是屏护边疆的重要武力，如封建割据，则是中央王朝的强劲对手。如战国时东胡强于燕赵两国，秦汉时匈奴兵逼秦汉边塞，北朝时鲜卑入主中原，隋唐辽宋时突厥和契丹长期对唐宋保持军事优势，蒙元时蒙古铁骑则横扫欧亚建立大元王朝等等，这延续数千年的军事优势，表现出游牧文明在冷兵器时代无与伦比的冲击力。中原农耕王朝，只有在国力强盛并学习北方民族的骑射技术或研究出如何控制骑兵冲击力的情况下，才会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因此，才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汉武帝和唐太宗的养良马练骑射的北伐、南宋时控制北方骑兵的城防和水网作战方式等等。
游牧文明冲击力表现形式之二是推动民族融合和推进社会发展上的冲击力。自商周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都是以北方民族作为动力源形成的。如春秋战国时的戎、狄族南下，促成了秦汉多民族的融合统一；南北朝时的乌桓、鲜卑、氐等族南下，促成隋唐多民族的融合统一；辽宋金西夏时契丹、党项、女真及汉族政权的分立，促成大元王朝多民族融合与统一等等。特别是在中原王朝处于没落衰败阶段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给它注入了新鲜血液，推进了封建社会的发展。这在南北朝时表现最为突出，魏晋世家大族的腐朽，严重桎梏了封建社会的发展，北方民族给它以摧毁性打击，才使社会出现新的活力，推出了大唐盛世。后来的契丹族和蒙古族都给中原社会注入了新鲜活力，尤其是蒙古族建立的大元王朝，疆域广大，民族众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组合。游牧文明的冲击力也反映在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上，自匈奴时期起，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便与中亚和欧洲发生了联系，此后代代相延，在蒙古高原这个欧亚大陆桥上形成了“草原丝绸之路”，这是游牧文明冲击力在更广阔领域上的体现。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作为古代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游牧文明本身仍存在着很多弱点，甚至是重大弱点，限制了游牧文明的更大发展。游牧文明的弱点也是由游牧文明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游牧经济成长的脆弱性，忽强忽弱，很不稳定。这主要是受自然气候影响，如风调雨顺、水草丰美，则畜群繁盛；如风雪大寒或干旱无草，则使畜群锐减。游牧经济是游牧文明的基础，基础不牢，影响民族生存和文明延续。二是游牧文化承传的波动性，时高时低，常有摇摆。这主要是因北方草原民族的更迭和文字传承不畅所致。从总体链条上看是文化承续不断，但后兴起的民族总是难以承继前代民族的全部文化积累，以致影响了游牧文明站在更高基础上的发展。三是游牧政权的不稳定性，骤兴骤衰，转换急遽。因游牧王朝是依附于游牧经济的，游牧经济繁盛时，马蹄所至，开疆万里；经济衰弱时，政权就会迅速瓦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游牧文明中体现得十分强烈。正是因为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所以随着时代发展，到清代晚期走向了衰落，但它数千年的辉煌史，已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突厥汗国的缔造者阿史那土门原是突厥部落的酋长，他的部族经常为柔然汗国提供铁器制品。546年,高车国残余欲击柔然,被阿史那土门率众打败，土门自恃有功于柔然，向柔然求婚。柔然主阿那瓌可汗怒言辱骂土门:“尔乃我锻奴，何敢发是言耶？
土门便转向西魏政权求婚，西魏把长乐公主嫁给了他，从此，突厥部落便开始对柔然的战争，并于552年颠覆了柔然汗国。
阿那瓌自杀后，土门自称“伊利可汗”。553年,伊利可汗死，两儿科罗、燕都相继立，其中燕都号木杆可汗，“勇而多智，遂击茹茹（柔然）灭之”(指灭柔然残余)，“又西破囐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他的工作主要是征服了金山以东蒙古草原诸族。而他们的叔叔，莫贺咄叶护(叶护为突厥高爵),即在突厥汗国分裂后被尊为室点密可汗的伊利可汗的弟弟，则开拓了西域和中亚。这样，突厥汗国的疆域“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汗国的牙庭设在于鄂尔浑河上游的于都斤山。
公元583年，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二汗国，西突厥汗国为牙庭设在应娑，其址约在焉耆西北300公里。可汗是室密点可汗的子孙；东突厥汗国牙庭为原汗国牙庭，可汗则为创立者伊利可汗的子孙。
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突厥人就建立了一个疆域超过1 万华里的国家。由于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这个汗国在整个亚洲和东南欧洲的政治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如在室密点可汗管辖西域时就离间拜占庭帝国和波斯的关系，并怂恿他们战争，结果，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在571 年起进行20 多年的战争。而在东亚，利用北周和北齐之间的矛盾，就不断极尽纵横之能事，或出兵北齐谋北周，或联合北周攻打北齐，从中渔利，干扰中原的统一进程。
隋帝国581年统一后，对突厥汗国采取分化离间兼以军事进攻等政策。583 年，隋分军八路反攻突厥。突厥本是一个靠军事力量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部落之间、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强弱参差不齐，矛盾在铁腕政策下被压抑下来，随着对隋的军事行动的失利及隋的分化离间政策成功，突厥汗国最终分裂了。此后，东西突厥的相继复兴，也没能恢复西到里海，东至小兴安岭的广阔疆土。
599年，东突厥南下降隋，隋文帝册封其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隋政府并迁其属于河套等地。 603年，西突厥达头可汗在内乱中流亡中国青海，不知所终，至此，名震中亚、东罗马各国的西突厥也走向分解。
但是，政治势力的影响总是此消彼长，隋末年，炀帝治国穷兵黩武，东西两突厥便有东山再起之势。特别是东突厥，其始毕可汗竟把视察边防的隋炀帝围在雁门，幸得可贺敦（可汗妻的称号）义城公主（隋帝室女）说好话，得归。史称雁门事变。此后到唐统一，(东)突厥一直是北踞蒙古草原的强势军事集团。以致隋末乱世时的军阀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王世充，甚至李渊，这帮人为夺取中央政权都先后向(东)突厥始毕可汗称臣，以求其军事援助。并且有人打着其名号招摇。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统一全国。突厥统治者明白中原只要有一方坐大，就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群雄割据中获利了，因此将主要对手确定为唐，试图扶植其他势力与唐相抗。失败之后，便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掳男女5000余口；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更于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乃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渭水之盟。
渭水会盟后，唐太宗为彻底解除突厥威胁，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以增强国力，在军事上积极备战。他一反前朝不许臣下带武器上殿的规定，每天引数百士卒在显德殿习武射箭，很快培养出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同时，唐于贞观元年争取割据恒安镇的军阀、刘武周的余部苑君璋归附，贞观二年柴绍和薛万均率军击灭割据朔方的军阀梁师都，占据了便于反击东突厥的军事要地。而突厥内部由于连年征战和霜冻干旱等天灾，使得民疲畜瘦，很多羊、马被冻死、饿死；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诸部亦趁机群起反抗，共推薛延陀首领夷男为真珠可汗，并接受唐王朝册封；东突厥次汗突利可汗因长期受颉利可汗压制排挤，也暗中与唐联络，表示愿意归附。唐反击突厥的条件已经成熟。
贞观三年十一月，东突厥将军雅尔金和阿史那杜尔率军进扰河西。肃州守将张士贵、甘州守将张宝相互相统兵结成掎角之势，坚壁清野，利用城池阻挡突厥骑兵，最终使突厥人无功而返。这为李世民反击突厥找到了出兵的借口。
贞观四年，代州都督张公瑾上书唐太宗李世民，列举了六条出兵突厥的理由。唐太宗以突厥进攻河西为借口，诏命兵分六路出兵剿灭东突厥。兵部尚书代国公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鄂国公尉迟敬德、匡道府折冲都尉苏定方为副将，率领中军向云中和马邑挺进；并州都督英国公徐世勣(即李世绩)为通漠道行军总管，代州都督邹国公张公瑾、岷州都督高甑生为副将，由东路率主力直接进攻东突厥腹地；华州刺史霍国公驸马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胡国公秦叔宝为副将，在西路顺黄河前进，与李靖、徐世勣遥相呼应，负责掩护左翼；礼部尚书任城郡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甘州刺史张宝相为副将，从灵州往西北挺进，以截断突厥的西逃路线；检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卢国公程知节为副总管，率军进驻燕云地区防止突厥军队东逃；灵州大都督驸马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大将军樊国公段志玄为副总管，借道东北出击突厥后方，并监视和牵制突利可汗。十余员大将共率兵十余万，皆受李靖节度，分六路反击突厥。此外，还有舞阳县男李大亮镇守凉州防备西北，任国公刘弘基镇守河北易州防备东北。除陈国公侯君集任兵部尚书留守都城外，唐军主力以及军中的可战之名将几乎倾巢而出。
第二十七章 突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