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护士昼夜轮班照看托比。她们勤快、能干，像机器人似的毫无个性。吉尔感激她们的到来，因为她怕到托比那里去。她怕见到那可憎的怪笑的面孔。她总是找各种借口离他远些。当她强制自己去看望他时，吉尔可以感觉到他马上就有的变化。连护士们都能感觉到这一点。托比一动不动，浑身无力地躺在那儿，被束缚在他那完全麻痹了的躯壳里。可是只要吉尔一走进房间，那双明亮的蓝眼睛里就会闪现出一种活力。吉尔可以懂得托比的思想，就像他正大声说：“不要让我死。救救我！救救我！”
吉尔站着，低着头看他那完全残废了的身躯，心里想：“我没法救你。你不想这个样子活下去，你就该想到死！”
这个念头在吉尔心中，开始萌发了。
报纸连连刊登那些妻子如何替晚期病人的丈夫解除病痛的报道。但有些医生又承认，他们可以用一种“无痛苦死亡”的办法，让某些患不治之症的晚期病人安详地死去。人家称这种方法叫“仁慈的杀害”。但吉尔知道，这也可以叫作谋杀。尽管托比除了那两只该死的眼睛不停跟着她转动外，全部已经不再是活的了。
以后的几个星期，吉尔没有离开过家，大部分时间，她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她的头疼症又发作了，她没有办法让头不疼。
报刊和杂志上连载有关这位瘫痪了的超级明星和他那忠心的妻子的一些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并说妻子竟然一度把她丈夫护理得重新恢复了健康。这些刊物都在揣测，吉尔能否再次创造奇迹。但是她知道，奇迹不再会出现了。托比绝对不可能再康复。
二十年，凯普兰大夫曾经这样说过。大卫在那里等待着她。她必须设法逃出她的牢狱。
这是一个天色灰暗阴霾的星期天。早晨就下起雨来，雨整天下个不停。雨点叮叮咚咚地打在屋顶上，打在窗户的玻璃上。吉尔坐在卧室里看书，尽量不去想那雨点的叮咚声。但敲打声始终不停。她烦躁得以为自己真的要发疯了。这时一个夜班护士走进来，她的名字叫英格丽・琼森，北欧人，一本正经的。
“楼上的炉子不好使，”英格丽说，“我不得不到厨房去替坦波尔先生做饭。你能陪他待几分钟吗？”
吉尔能够觉察出护士的语气中指责的意味。她认为一个妻子不肯到丈夫病床跟前去，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我会照看他。”吉尔说。
她放下手中的书，走过大厅，走到托比的卧室去。吉尔刚一进门，病房里那种熟悉的难闻的气味，就直冲她的鼻孔。一瞬间，她想起了以前为挽救托比而卖命干的那些漫长的、可怕的岁月。这些回忆，触动了她周身的每一根神经。
托比的头用一个大枕头支撑起来。当他看到吉尔进来时，眼睛突然活了起来，闪耀着疯狂的质问与哀求：“你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躲着我，我需要你。救救我！”就仿佛他的眼睛能发出声音一样。吉尔低着头看着那令人厌恶的、没有知觉的躯体，看着那怪笑般麻痹了的面孔。她觉得恶心极了：“你好不了，该死的，你早该死了！我盼着你死呢！”
吉尔盯着托比的时候，她注意到托比的眼神变了。目光中出现了一种惊恐不安和不信任的神情，然后是一种仇恨的流露，那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憎恶。以至吉尔不由自主地从床边退后了一步。她那时才知道，她把自己的思想说出声来了。
她转身逃出了那个房间。
早晨，雨停了。有人把轮椅从地下室搬上来。白天值班的护士弗兰西丝・戈登推着托比乘轮椅到花园中晒一会儿太阳。吉尔听着轮椅穿过大厅，向电梯走去了。她等了几分钟，然后走下楼。经过书房门口时，听到电话铃响了。是大卫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
“你今天好吗？”他的话听起来热情、真挚。
她听到他的声音激动极了：“我很好，大卫。”
“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亲爱的。”
“我也一样。我深深地爱着你，我想得到你，我想要你再把我抱在怀里。哦，大卫……”
某种本能使吉尔转过身来。托比正在大厅里，被皮带缚在轮椅上。护士让他在大厅里待一会儿。他的眼睛正向吉尔投射出一种憎恨与诅咒的目光，就像在鞭打她的肉体一样。他的心通过他的眼睛对她说，向她吼叫：“我要杀死你！”吉尔痛苦地放下了电话。
她奔上楼去，仿佛感觉托比的仇恨仍在追赶着她，像某种不可抗拒的、邪恶的力量。她整天待在卧室里，不想吃东西。她坐在椅子上，一直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她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打电话的情景。托比知道了，他知道了。她再也不能去面对他了。
黑夜终于降临了。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空气里仍留有白日的余热。吉尔把卧室的窗户全打开了，好让阵阵夜风吹进来。
在托比房间里，护士盖勒格正在值班。她踮起脚走进来看她的病人。盖勒格护士希望，能摸清病人的想法，那么她也许能够帮助一下这个可怜的人。她替托比捂了捂被头。“您夜里可以好好睡一觉，”她乐呵呵地说，“我待会儿再来看您。”没有反应。他甚至连眼睛也没有转一下。
“也许是我摸不透他的心思。”盖勒格护上心里想。她最后看了他一眼，回到自己的小休息室去看晚间的电视节目了。盖勒格喜欢看漫谈节目。她喜欢听电视里明星介绍自己。这时候他们非常富于人情味，就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样。她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低，以免打搅病人。但是不管怎么样，托比・坦波尔都不会听到的，他的思想正在别的地方。
这所房子在沉睡中，贝尔――艾尔树林密密实实地守护着它。远处日落大道上偶尔有汽车驶过，传来轻微的声响。盖勒格护士在看很晚很晚的电视，她希望电视台能放映一部托比・坦波尔当年主演的影片。在电视上看到托比・坦波尔，而他本人就在这里，只隔几英尺远，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
清晨四点钟，盖勒格护士看一部恐怖片时，睡着了。
托比的房间里一片静寂。
吉尔的房间里，唯一可以听到的是床头时钟滴答滴答的走动声。她光着身子躺在床上，一只胳膊抱着一个枕头，已沉沉进入梦多。在暗淡的月光下，人体与雪白的床单对映得清晰而又分明。街上的声音低沉而遥远。
吉尔在睡梦中不安地转侧着，不时地打着寒战。她梦见自己正和大卫在阿拉斯加度蜜月。但是，仿佛他们又置身于一片一望无垠的冰封的草原上。突然间暴风雨吼叫起来。刺骨的凛冽的寒风打在她的脸上，使她喘不过气来。她回身寻找大卫。大卫找不见了。她独自一个人留在寒冷的冰川上。她咳嗽着，拼命想呼吸。一种窒息的声音把吉尔惊醒了。她听到一种可怕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像一种死亡前的预兆。吉尔睁开眼睛，原来声音是从她自己的喉咙里发出来的。她透不过气来。寒风像一条黑糊糊的毛毯将她紧紧地裹住，它抚摸着她赤裸的身体，拍打着她的**，用从坟墓里冒出来的那股冰冷与恶臭的气息吻着她的双唇。
吉尔拼命抵御着寒冷。她的心訇訇地跳个不停。她觉得肺部仿佛由于冰冷已冻结了。吉尔挣扎着坐了起来。可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她动弹不得。她知道这一定是梦魇，但是，当她尽力想呼吸时，她听到喉咙里难听的咯咯声。她要死了。但是一个人会在恶梦中死去吗？吉尔突然感觉有一支冰冷的触须正在她的身上探索，从她的两腿中间钻了进去，然后心脏一下子停止了。她明白了，这是托比。一阵急剧的恐怖使她用力摸到了床栅，她喘息着，拼命竭尽全力挣扎。她终于摸到了地板，使劲站了起来，然后向门口奔去。寒冷继续追赶着她，包围着她，捕捉着她。她摸到了门的把手，把门扭开，跑到门厅的过道里。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让氧气充填她饥饿的肺脏。
过道是温暖的，静谧的，安适的。吉尔站在那里，摇摇晃晃，牙齿不由自主地打着寒战。她转身细看她的房间，一切正常而又平静。她做了个噩梦。吉尔犹豫一会儿，转身从门道走了回去。她的房间是暖和的。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当然了，托比根本无法来伤害她。
盖勒格护士在她的休息室里睡醒了，她走过来看看她的病人。
托比・坦波尔躺在床上，和她走开时一模一样。他瞪着眼睛望着天花板，盯着盖勒格护士所看不到的东西。
从那以后，噩梦每隔一段时间就反复一次，就像死亡前的不祥之兆，预示着某种即将来临的恐怖。慢慢地，吉尔患了一种恐惧症。在家里，无论在哪儿，她都感觉托比就在她的身旁。护士推托比外出时，吉尔能听到那轮椅声。轮椅声形成一种刺耳的吱嘎吱嘎的声音。吉尔每次听到这声音时，都觉得简直受不了了。她想，她一定要把轮椅修一修。她避免走进托比的房间，但情况还一样，似乎托比无处不在，总在盯着她。
吉尔经常头疼，一种有节奏的野蛮的刺痛，使吉尔无法休息。吉尔希望这种痛苦能停息一小时，哪怕一分钟，一秒钟。她必须睡觉。她躲到厨房背后女仆的房间里，尽可能离托比远一些。房间温暖而安静。吉尔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她几乎立刻睡着了。
但一阵腥臭的冷风又把她弄醒了。寒冷又充满了整个房间，它抓住她，想把她埋葬。吉尔立即跳起身来跑出门去。
白天就够可怕了，夜晚更令人胆寒。日日都是如此。吉尔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蜷伏在床上，尽量克制自己的睡意。她害怕自己睡着了，托比会来找她。但是她精疲力竭的身体，有时会占了上风，于是她还是睡着了。
然后，她又会被寒冷冻醒。躺在床上她会冷得发抖。似乎一股冷气正向她袭来，一种邪恶的东西犹如可怕的诅咒，把她紧紧地包围。她只好从床上起来，从这种无声的恐怖中逃走。
深夜三点钟。
吉尔在椅子上坐着看书，睡着了。
慢慢地她醒了过来。在漆黑的房间里，她睁开了眼睛。突然她知道出了可怕的事了。
她记起来了，她睡觉的时候，灯是开着。吉尔觉得自己的心快跳出来了。她想，没有什么可怕的。一定是盖勒格护士走了进来，把灯关了。
然而她又听到了响声。那是从门厅过道传过来的声音，吱嘎吱嘎嘎吱嘎吱嘎嘎……托比的轮椅，正向她卧室的方向走来。吉尔觉得脖子后面寒毛竖起。这可是一根树枝落到屋顶上或者从房子上落下来的声音，她对自己说。然而她知道这不是真的。她以前听到的那种声音的次数太多了。吱嘎吱嘎……吱吱嘎嘎……就像死亡的音乐在前来迎接她。这不会是托比，她想。他躺在床上，无能为力。我糊涂了。但是她明明听到轮椅声越来越近，就在她的门口，停下来了，等待着。突然，哗啦一声，接着一片静寂。
这一夜吉尔一直蜷缩在椅子上，没有开灯，她怕极了，一点不敢动。
早晨，她在卧室门外的地面上，发现了一只打破了的花瓶，那是摆在过道里一张桌子上的花瓶。
吉尔找到凯普兰大夫。“你相信精――精神能控制身体吗？”吉尔问道。
他摸不着头脑，望着她说：“指哪方面说？”
“如果托比想――非常想离开病床，他能做到吗？”
“你说没人帮助他？在他目前的情况下？”他不大相信地望丁她一眼，“他绝对动不了。完全没有可能。”
吉尔觉得还不满意：“如果――如果他真的决心要起来――如果有件事使他觉得他必须起来……”
凯普兰大夫摇头：“我们说精神可以支配身体，但是如果我们支配运动的中枢神经都已坏死，如果没有肌肉支撑着，只有精神的力量是什么也办不到的。”
她还要寻根究底：“你相信物体可以受精神的推动吗？”
“你是指灵学中的灵感吗？已经有过不少这方面的实验，不过没有一个能提供使我信服的证据。”
在她卧室门外就有一只被打破了的花瓶。
吉尔想把这件事告诉他，告诉他那不断追逐她的寒风，告诉他在她门口有托比的轮椅声。但是，他一定会以为吉尔疯了。她是疯了吗？她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她神经失常了吗？
凯普兰大夫走了以后，吉尔走到镜子前面看看自己。她的模样使她大吃一惊。她两颊下陷，苍白瘦削的脸上，眼睛显得格外的大。我要是这样下去，吉尔想，我一定会死在托比的前面。她看着自己枯干、邋遢的头发和折断了的指甲。我一定不能让大卫看到我的这副模样。我必须注意好好调理自己了。从现在起，她对自己说，你要每个星期去一趟美容店，你要每天吃三顿饭，睡八小时。
第二天早晨，吉尔在美容店预约了时间。她全身感到疲惫无力，在吹风机温暖、舒适的嗡嗡声中，她打起了瞌睡，噩梦又来了：她已在床上酣睡，听到托比乘轮椅来到她的卧室……吱嘎吱嘎……吱嘎吱嘎……慢慢地，他从轮椅上移动下来，站到地上，狞笑着扑向她，骷髅般的双手伸向她的咽喉。吉尔大叫一声惊醒了。美容店里顿时混乱一团。她连头发也没理好，就赶紧离开了。
经过这次以后，吉尔再也不敢离开她的家了。
然而她也不敢留在家里。
吉尔的头似乎出了毛病。那不再是单纯的头疼。她出现了健忘症。往往她下楼拿东西，走进厨房，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来干什么。她的记忆力常常同她开莫名其妙的玩笑。有一次，护士来找她谈谈情况。吉尔竟弄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个护士来这里了，噢，是导演在摄影棚里等她呢。她拼命想她的台词：“恐怕不大好，大夫。”她一定得找导演说说，弄清楚导演希望她怎样说这句话。“坦波尔太太！坦波尔太太！您不舒服吗？”这时，吉尔才想起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回想起现实的一切。她简直被她自己身上出现的这种毛病吓坏了。她知道这样下去，再也不行了。她必须弄清楚：她是否精神上出了毛病？还是真的托比不知怎的竞能够活动了？或者他已找到办法向她袭击，并设法杀死她。
她必须看到他。她强迫自己走过长长的大厅，走进托比的卧室。她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定了定神，然后走进托比的房间。
托比躺在床上，护士正替他用海绵擦身。她抬头看见吉尔，就说：“喔，坦波尔太太来了。咱们刚洗了一个痛快的澡，不是吗？”
吉尔转脸去看床上的人。
托比的四肢都已干瘪了，耷拉在萎缩而扭曲的躯干上。无用的**，松弛而丑陋，像一条令人厌恶的长虫，挂在两腿中间。托比脸上那层黄色没有了，但还是那副张嘴傻笑的怪相。他的躯体已经死了，可是他的眼睛却依然很有活力。它发着亮光。它观察着、搜索着、计谋着、仇恨着。从狡黠的蓝眼睛里，可以看出一种阴险的、要置她于死地的决心。她看到了托比的心。
“该记住的重要的事情，是他的心灵没有损坏。”大夫曾这样告诉她。他的心能够思考、感受和仇恨。那颗心没有别的事，一门心思要复仇，要毁灭她。托比想要她死，正如她想要托比死一样。
吉尔低头看着他，注视着那双射出憎恨的目光的眼睛。她能够听到他在说：“我要杀死你。”她感觉到愤恨已波及到她的身上，仿佛正鞭打着她。
吉尔盯着他那双蓝眼睛看，她想起那只打破的花瓶。她明白了，那些噩梦并不是幻觉。他已找到了办法。
她知道，托比的生命，正同她的生命在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