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雷斯特·伦丁医生是一位肥胖的脸色红润的中校，戴一副金边眼镜，直硬的金黄色头发已开始变灰。他是海军医院精神病治疗室的主任，曾经领导一个医疗组对奎格进行过检查。他很舒服地坐在证人席的椅子上，情绪很好地、机警地回答着查利的提问。
“大夫，你们检查了多长时间？”
“我们对少校连续观察测验了三个礼拜。”
“你们小组有哪些人？”
“我自己、伯德医生和马尼拉医生。”
“三位都是专业精神科医生吗？”
“伯德医生和马尼拉医生一直是平民精神科医生。他们是后备军官。我在海军专门从事精神病治疗已经15年了。”
“医疗小组有什么发现？”
“奎格少校没有病，我们让他出院了。”
“没有发现精神病的征象吗？”
“什么也没有发现。”
“那就是说奎格少校的精神是完全正常的啦。”
“嗯，你知道，正常只是精神病治疗的推定。正常完全是相对的。除了快乐的弱智者没有一个成年人是没有问题的。奎格少校有一种调节得很好的人格。”
“你认为在你们开始进行检查的两周之前奎格少校可能患有精神病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少校现在是精神正常的而且一直如此。精神崩溃留下的创伤是随时可以检查出来的。”
“你没有在奎格少校身上发现这种创伤吗？”
“没有。”
“1944年12月18日奎格少校被他的副舰长草率地解除了指挥权，理由就是舰长患了精神病。你认为那天奎格少校可能精神崩溃到如此程度以致副舰长有理由采取那种行动吗？”
“绝对不可能。”
“精神正常的人可能有冒犯性的、令人不愉快的、愚蠢的行为吗？”
“每天都发生这样的事。”
“暂且假设——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奎格少校在整个指挥过程中的行为是粗暴的、脾气很坏的、令人难受的、压制性的，而且经常显得判断力很差。这种情况会同你们医疗小组的检查结果前后矛盾吗？”
“不矛盾。我们不是查明他是一名完美的军官，我们只是发现他没有精神疾病。”
“根据你对他的了解，你会说他很可能脾气不好，对人粗暴吗？”
“是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发现了所有这一切后，你仍然说副舰长解除他职务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吗？”
“从精神病的观点来看，完全是不正当的。这是我们医疗小组一致的结论。”
“介绍一下你同事的经历。”
“伯德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技术方面受过专门的训练，前不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医学院。马尼拉是西海岸最著名的心身医学专家。”
“讲一讲他们目前在何处任职。”
“伯德仍然在我们医院。上周马尼拉受派遣外出，眼下正在去菲律宾的途中。”
“我们将把你们的检查报告归入证词中，同时我们还要听听伯德医生的意见。谢谢你，大夫。”
军事检察官直视格林沃尔德的眼睛，微微咧嘴发出一声冷笑。格林沃尔德拖着脚向证人席的平台走去，用手背擦着鼻子，低头看着脚，显出一副紧张不安的尴尬相。“伦丁大夫，我是律师出身，不是医生出身。如果我要求解释一些术语，希望你耐心一点。我可能要问一些粗浅的问题。”
“尽管问好了。”
“你刚才说奎格少校像所有的成年人一样也有问题，不过他能调节自己去适应它们。你能说明一下这些问题吗？”
“嗯，大多数这方面的资料都来自临床信任这一论题。”
“是的，长官。你能撇开所有秘密的资料只讲讲一般的问题吗？”
查利大声叫道：“我反对。奎格少校不是在受审。受审的是马里克上尉。所提的问题是在探查与本案无关的医疗秘密。”
布莱克利朝格林沃尔德看去。飞行员耸了耸肩说：“我听凭法庭评断。显然那些干扰奎格少校精神气质的因素的证据对我们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布莱克利恼怒地看了军事检察官一眼之后，宣布休庭。不到一分钟，参加庭审的各方便被召了回来。布莱克利说：“这个问题是实质性的，反对无效。医生回答问题时享有做出医学判断的特权。”查利面红耳赤，低头垂肩地坐回了椅子上。速记员重复了一遍问题。
“嗯，你可以说总的问题就是自卑感的问题。”伦丁说，“这种自卑感是由不幸的童年造成的，后来成年后的一些经历又将其增强了。”
“童年的哪些不幸？”
“生活环境受到干扰，父母离异、经济困难、上学问题。”
“成年生活中的增强因素呢？”
“嗯，我不能讲得太多。一般来讲，少校因自己的身材矮小，在他那一班同学中地位低下以及类似原因而烦恼。显然在军官学校受到的那次侮辱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伦丁停顿了一下，“这些大致就是我能讲的。”
“他现在的家庭生活怎么样？”
医生不太情愿地讲道：“啊，你开始进入临床领域了。”
“但是还有关于紧张的问题，不讲了吗？”
“我不再进一步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了。正如我讲的，少校能很好地调节自己去适应所有这些事情。”
“你能讲一讲这种自我调节的性质吗？”
“能，我能讲。他的海军军官身份是非常重要的起平衡作用的因素。这是他个人安全的关键，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去维护他的身份。这就是我前面讲的他粗暴和脾气不好的原因。”
“他愿意承认错误吗？”
“嗯，有那种倾向。少校始终对维护他的身份一事感到不安。当然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平衡的。”
“他是完美主义者吗？”
“这种人格是的。”
“有因小事而整治下级的倾向吗？”
“他以一丝不苟而自豪。他不能容忍下属犯错误，因为那很可能危及他自己。”
“这样的人格，又这样热衷于追求完美，可能不犯任何错误吗？”
“嗯，大家都知道现实不是任何人能百分之百控制的——”
“然而他犯了错误也不会承认。他说谎吗？”
“绝对不会！他——你可以说他在自己心里改造现实，这样他就不会受到指责了。可是有指责别人的倾向——”
“大夫，歪曲现实难道不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吗？”
“肯定不是，它自身不是。它是个程度问题。没有一个人是完全面对现实的。”
“可是少校歪曲现实难道不比——比如说——你或其他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的人歪曲得更厉害吗？”
“那是他的弱点。其他人有其他弱点。这种弱点是绝对不会使人丧失能力的。”
“这样的人格是否容易感到大家都反对他，敌视他呢？”
“有些人是这样。这种人有一种本性，就是时时刻刻保持警惕，维护自己的尊严。”
“他会怀疑下属，容易对他们的忠诚和能力产生疑问吗？”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会的。这只是竭力追求完美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如果受到上级的批评，他会不会认为他遭到了不正常的迫害呢？”
“嗯，正如我说的，这是多种表现中的一种。全来源于一个基本的假定：追求完美。”
“他会变得很顽固吗？”
“噢，这种人在性格上确实相当固执。内心的不安全感阻止他承认与他见解不同的人可能是正确的。”
格林沃尔德突然改变摸索式的讯问方法，转为明白准确地提出问题。“大夫，你作证说少校的行为有以下症状：性格固执、被迫害的感觉、无端猜疑、脱离现实、追求完美的焦虑、不真实的基本前提以及过分的自以为是。”
伦丁医生大吃一惊，“全都是轻微的，长官，全都调节平衡了。”
“这种综合症状有没有一个概括性的精神病术语——一个称号？”
“综合症状？谁说过综合症状的事情？你用错了术语。因为没有疾病，所以没有综合症状。”
“大夫，谢谢你的纠正。我改用别的措辞来表述吧。这些症状是不是属于神经机能障碍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普通的精神病？”
“当然，我知道你的目的何在。它当然是一种妄想狂型的人格，但那不是一种使人丧失能力的疾患。”
“哪一种人格，大夫？”
“妄想狂型的。”
“妄想狂型的，大夫？”
“对，妄想狂型的。”
格林沃尔德看了查利一眼，然后慢慢地环顾四周，看了看审判员们一张一张的脸，他开始走回自己的桌子。查利站了起来，飞行员说道：“我还没盘问完，我要查一查我的笔记本。”查利坐回座位上，沉寂了一分钟。格林沃尔德在桌旁翻着笔记本。“妄想狂”一词悬在空中。
“大夫，在奎格少校这样的妄想狂型的人格中你如何区分疾病和调节呢？”
“像我反复讲过的，”——伦丁的说话声显得疲惫和恼怒——“它是个程度问题。在精神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正常的。也许你就是轻微的狂躁抑郁症患者。也许我就是轻微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千百万人都带着这些经过调节平衡的病情过着正常的生活。它们在身体上的类似情况为脊柱前凸、心杂音以及只是个别的弱点而不是使人丧失能力的因素。你必须去寻找使人丧失能力的因素。”
“这种使人丧失能力的因素是绝对的东西呢还是相对的东西，大夫？”
“你是指什么？”
“嗯，一个人能有这样一种妄想狂型的人格吗？这种人格不会使他丧失担负次要职务的能力，但会使他丧失指挥能力。有这种情况吗？”
“可以这么想像。”
“那么作为负责通讯的军官，他就没有精神疾病——但作为舰长，他就有精神疾病了，这么说对吗？”
“你在胡乱地、很不准确地使用医学语言。”伦丁怒气冲冲地说道。
“对不起，大夫。”
“在奎格舰长的病例中，我的医疗小组没有发现他丧失了指挥能力。”
“我记得那份证词，长官。你能讲一讲吗，大夫，要到什么程度妄想狂型的人格才会使人丧失能力呢？”
“当这个人失去了对自己及其周围的现实的控制的时候。”
“对现实控制不了的已经丧失能力的妄想狂患者有什么症状？”
“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例如变得迟钝、狂乱、精神崩溃——完全取决于环境。”
“这种使人丧失能力的因素会在个人交谈中表现出来吗？”
“对一个有经验的精神病医生来说，是这样的。”
“你是说病人会变得狂乱或迟钝？”
“不，我的意思是说精神病医生能查明使人丧失能力的机制、僵化、受迫害的感觉、摆脱不开的念头等等。”
“为什么需要精神病医生呢，大夫？一个受过教育的有才智的人，像我自己，或军事检察官，或审判员就不能查明妄想狂患者吗？”
伦丁医生嘲讽地说：“显然你不太熟悉他们的表现形式。这种神经机能病的突出表现为表面上极其貌似有理，而且一举一动很正常很有说服力。尤其善于自我辩解。”
格林沃尔德看着地板沉思了半分钟。所有的审判员同时移动了一下座椅上的身子，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大夫，我想提一个关于具有妄想狂型人格的指挥官的假设性问题——假设他做了以下的事情：遭到炮火袭击时不知所措惊呆了，于是逃跑了；他损坏了公物却百般抵赖；他伪造官方记录；他敲诈下属的钱财；他小题大做滥施惩罚。他是不是丧失了指挥能力？”
在全体审判员的注目凝视下，伦丁等了很久之后说道：“这是一个不完整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了吗？”
“假设说他完成了。”
“嗯，那么，他——他不一定丧失了能力，对，他显然不很招人喜爱。这是你们军官的业务水平问题。如果你们还有别的人跟他一样有指挥能力，那么最好就用别的人。如果是在战场上，而且缺乏指挥人员，那么你们可能不得不用他。这是战争的另一种冒险。”
“伦丁大夫，作为专家证人，你会说应该恢复奎格少校对一艘美国海军舰艇的指挥权吗？”
“嗯，我——这个问题毫无意义。那是人事局的事。这个人没有精神疾病。我反复讲过妄想狂型障碍，不管多轻微，都是一种使人心灵扭曲的疾病，使与其共事的人感到极其讨厌。在战争中你得将就使用。他没有丧失能力。”
“你愿意让你的儿子在奎格舰长的指挥下作战吗？”
伦丁很不高兴地看了军事检察官一眼。检察官一跃而起，“反对，提问者要求的是个人情感的反应，而不是专家的意见。”
“我收回这个问题，”格林沃尔德说，“谢谢你，伦丁大夫。辩护完毕。”
布莱克利上校说：“本庭希望澄清一点。”其他审判员都全神贯注地看着审判长。“大夫，可能有这种事吗——在压力下暂时丧失能力，不是完全崩溃？或者——嗯，我这么说吧。一个有小病的人并未丧失承受通常的指挥工作压力的能力。现在假设由于最严重的紧急情况这种压力增加了很多倍。工作效率会降低吗？会不会使人很容易变得头脑不清，惊慌失措，结果做出错误的判断呢？”
“嗯，有可能。极大的压力几乎使所有的人都那样，长官。”
“指挥官是不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是的，但是老实说，长官，他们也是人啦。”
“很好，大夫，谢谢你。”
查利重新直接讯问，并引导伦丁多次地以不同的方式断言奎格现在没有，以前也从未丧失过能力。这位医生是以带委屈的强调的语气讲这些话的，讲话时还常常侧过脸看一眼被告律师。
“伯德医生是我最后一名证人，长官。”查利对法庭说，随后传令兵便出去传唤第二位精神病医生。
“很好。”布莱克利说，看了看钟。这时是2点5分。进来的这位上尉身材极瘦长，一头黑发，肤色灰黄，五官轮廓分明而机灵，显得很年轻。他那深陷的大眼睛为棕黄色，目光十分锐利。眼神中露出狂热。他长得也相当漂亮。
在查利的讯问下，他肯定了伦丁医生所说的关于奎格的每一句话。他以轻快、清楚而又柔和的语气十分肯定地说奎格现在适合担任指挥，过去也从未不适合过。查利问：“马尼拉医生同意你和伦丁医生的看法吗？”
“他同意。”
查利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发现过能表明这位指挥官有被称为妄想狂型的人格的迹象吗？”
“嗯，我倒觉得称它为带有妄想狂特点的强迫性神经症的人格更恰当。”
“但它不表明是精神疾患吗？”
“对，不是。”
“你们医疗小组的报告用了‘妄想狂型的人格’或‘强迫性神经症的人格’这样的术语吗？”
“没有。”
“为什么不用，大夫？”
“嗯，在精神病治疗中，术语所表达的意思是很不准确的。即使对同一学派的人来讲，同样的术语可能指不同的事情。‘妄想狂型的人格’听起来有使人丧失能力的意思，但实际上不是，至少对我或伦丁医生或马尼拉医生来说不是。”
“那么从精神病治疗的三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奎格舰长都是健康的吗？”
“是的。”
“大夫，你们一致同意现在奎格舰长在精神上是健康的，而且在12月18日他被别人以精神疾病为由草率地解除职务时也一定在精神上是健康的，是不是？”
“这是我们一致的结论。”
“没有问题了。”
格林沃尔德走到证人面前，“大夫，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有一种叫精神疾病的东西吗？”
“嗯，里面讲过有精神障碍的人和经调理的人。”
“但是有障碍的和经调理的这两个术语大致相当于外行所说的有病和没病，对吗？”
“非常笼统地讲，是这样。”
“你会说奎格舰长有自卑感吗？”
“会的。”
“根据什么呢？”
“童年时严重的创伤，但是它们已经得到很好的补偿了。”
“得到补偿的和经调理的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肯定有。”
“你能解释解释吗？”
“嗯——”伯德微笑着坐回椅子上，“假设一个人有某种自己未察觉的深藏的心理障碍，它会驱使他做出怪异的事，使他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中，但是他永远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可以通过找到这种奇异的驱动力的出口，通过自己的毅力，通过做白日梦，通过成百上千种的意识方面的手段来进行补偿。不经过心理分析，不弄清精神障碍的所在，他就永远不能进行调理。”
“奎格舰长接受过心理分析吗？”
“没有。”
“那么，他是有精神障碍的人了？”
“是的，他是有精神障碍的人。不过，这种障碍还没有使他丧失能力。”
“伦丁大夫证明他是经过调理的。”
伯德笑了，“噢，你又玩弄起术语了。在弗洛伊德分析技术中，调理一词有特殊的意思。伦丁大夫用它大体是指病人已经对他的精神障碍进行了补偿。”
“你能讲述一下舰长的精神障碍吗？”
“不经过广泛的分析我无法准确地讲述。”
“你不知道是什么障碍吗？”
“当然知道，表面情况很清楚。奎格舰长下意识地感到由于自己刻毒、愚蠢和职位卑微，大家都不喜欢他。这种内疚和敌对的心情可以追溯到幼年时期。”
“他是怎么补偿的？”
“主要用两种方式。一是妄想狂样的方式，既无用又没有好处；一是他的海军职业，既极其有用又极其有好处。”
“你是说他的军旅生涯是他的精神障碍的结果？”
“大多数人的军旅生涯都如此。”
格林沃尔德抬头偷偷地瞥了布莱克利一眼，“请你把这一点解释一下好吗，大夫？”
“我的意思很简单，它是一种逃避，一个回到子宫里再以清白之身诞生的机会。”
查利站起身，“这种毫无关系的技术性讨论还要继续多久？”
“你反对这样提问吗？”布莱克利绷着脸说。
“我要求法庭限制被告律师讯问些令人迷惑的毫不相关的事情来浪费时间。”
“注意到了所提的要求，继续盘问。”
格林沃尔德又问道：“大夫，你曾注意到奎格舰长有怪癖的习惯吗？他用手做的某个动作？”
“你是指转动钢球吗？”
“是的，他当着你的面那么做过吗？”
“第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没做过。后来他把这事给我讲了，我建议说如果这使他感到更舒服他可以恢复这个习惯。他就恢复了。”
“请表述一下这个习惯。”
“嗯，就是在手上——任何一只手——不停地转动或滚动两个钢球。”
“他讲过这么做的原因吗？”
“他的双手老颤抖。他这么做是为了使手稳定，并掩盖住手颤抖的现象。”
“他的双手为什么颤抖呢？”
“内心紧张。这是表面症状之一。”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滚动钢球有意义吗？”
伯德不安地看了一眼审判员，“噢，这事得用技术行话来讲述了。”
“请尽量用非技术语言来讲。”
“嗯，不对这个人进行精神分析，你只能对表面征象进行猜测。它可能是被抑制的***；它可能是摸了有毒的粪便团。一切都取决于——”
“粪便？”
“在婴儿世界，排泄物是一种致命的毒物，因而是一种复仇的工具。那么它会成为对世界表示愤怒和敌视的方式。”审判员们侧过脸交换了一下既感到有趣又觉得可怕的眼色。查利又站起来反对浪费法庭的时间，而布莱克利又裁定他的反对无效。审判长眯起眼睛看着这位弗洛伊德学派的医生，仿佛他是不可信赖的江湖骗子。
“大夫，”格林沃尔德继续说道，“你已经作证说舰长是有精神障碍的人，而不是经过调理的人。”
“是的。”
“那么用外行的话来说，他有病。”
伯德笑了笑，“我记得我同意说‘有精神障碍’大致相当于‘有病’。但是如按这种说法，很多人都有病——”
“但是这次审判只涉及奎格舰长的病情问题。如果他有病，你们医疗小组怎么能给他出具健康证明呢？”
“恐怕你是在玩弄字眼吧。我们没有发现他丧失能力。”
“他的病，如果极度加重，会使他丧失能力吗？”
“要是极度加重的话，会的。”
格林沃尔德突然尖锐地问道：“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吗，大夫？”
“你是什么意思？”
“假如对指挥能力的要求比你想像的要高许多倍——这种轻微的疾病也不会使奎格丧失能力吗？”
“这是荒谬的假设，因为——”
“是吗？你在海上执行过任务吗，大夫？”
“没有。”
“你出过海吗？”
“没有。”伯德渐渐失去了自信的神气。
“你在海军服役多久了？”
“5个月——不，6个月，我想，现在——”
“这个案子之前你和舰艇舰长打过交道吗？”
“没有。”
“你根据什么来估计指挥任务的压力呢？”
“嗯，我的一般知识——”
“你认为担任指挥需不需要一个天赋极高的、杰出的人呢？”
“嗯，不——”
“不需要吗？”
“不需要天赋很高的人。只要反应灵敏、有相当好的智力以及足够的训练和经验即可，但是——”
“这样的要求对一个，比如说，医术高明的精神病医生就足够了吗？”
“嗯，不完全如此——就是说，那是不同的领域——”
“换句话说，当精神病医生比当海军舰艇的舰长需要更多的才能吗？”这位律师朝布莱克利看了看。
“它需要——就是说，需要不同的才能。是你在进行使人反感的对比，不是我。”
“大夫，你已经承认奎格舰长有病，你比伦丁大夫讲得更明白。剩下的惟一问题是，病情如何，你认为他还没有病到足以使他丧失指挥能力的程度。我认为由于你显然不太了解对指挥能力的要求，所以你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伯德看上去像个受了欺侮的男孩，他的声音在颤抖，“你故意替换有病这个词，它是一个意义不明确的、有偏差的词，正确的——”
“对不起，打断你一下，哪一类词？”
“有偏差的、含蓄的、令人讨厌的——我从未讲过他有病。我充分了解对指挥能力的要求，不然我自己会认为我没资格参加医疗小组——”
“也许你应该这样认为。”
查利大声叫道：“证人受到了纠缠。”
“我收回我的最后一句话。没有问题了。”格林沃尔德大踏步地向座位走去。
查利费了十分钟试图让伯德收回‘有病’这个词。这位年轻的医生不高兴了，他开始发牢骚，固执己见，说了一长串医学术语。他拒不放弃‘有病’这个词。查利最终原谅了这位执拗的、抱敌视态度的精神病医生。作为证据，他引用了医疗小组的诊断报告、乌里提环礁的医生的诊断报告、奎格的几份体检报告以及“凯恩号”的各种各样的航海日志和记录，他的陈述便结束了。
“现在的时间是3点，”布莱克利说，“被告律师做好陈述案情的准备了吗？”
“我只有两位证人，长官，”飞行员说，“第一个证人就是被告。”
“被告要求获准作证吗？”
看见律师点头，马里克站起来说道：“我要求允许我作证，长官。”
“速记员将肯定地把所提的法定要求记录在案——被告开始陈述案情。”
马里克讲述了12月18日早上事情的经过。它是威利·基思的说法的重复。格林沃尔德问道：“你接替舰长的时候军舰是不是到了极其危险的最后关头？”
“是的。”
“你根据什么事实做出这样的判断？”
马里克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嗯，有几件事，像——嗯，我们无法保持航向。我们在一个小时内三次突然横转。我们倾斜得太厉害，连倾斜仪都无法记录了。我们的驾驶室里从船舷涌进了很深的水，发电机的供电快中断了，灯和陀螺仪时灭时明，军舰对应急舵和轮机的调整都没有反应，雷达受到海面反射信号的严重干扰，看不见信号。我们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控制。”
“你向舰长指出了这些事态吗？”
“反复向他讲了一个小时，我恳求他压舱和顶风行驶。”
“他的反应是什么？”
“嗯，大多数时候是目光呆滞，一声不吭，要不就是老说他自己的想法。”
“什么想法？”
“我想是保持舰队的航向直至我们沉入海底。”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舰长的医学日志的？”
“向夸贾林环礁发动进攻后不久。”
“你为什么要写它？”
“嗯，我开始认为舰长可能患了精神疾病。”
“为什么？”
“他在夸贾林环礁向海里洒黄色染料标志，后来又断水，还开军事法庭审判斯蒂尔威尔。”
“详细讲述一下这三次事件。”
在副舰长讲述夸贾林环礁事件的经过时，布莱克利打断了他的话，反而仔细地讯问他关于方位、距离以及“凯恩号”与登陆艇之间的间距等问题。他对回答作了记录。“发生了这三次事件之后，”格林沃尔德问道，“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上级？”
“我对事实根据没有把握，所以我开始写日志。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以后看出我自己错了，我就把日志烧了。如果我是对的，日志就会成为必不可少的资料。”
“你什么时候把日志给基弗上尉看的？”
“草莓事件之后，那是几个月以后了。”
“讲一讲草莓事件。”
马里克不加掩饰地讲了事情的经过。
“好了，上尉。台风过去之后，奎格舰长曾努力过重掌指挥权吗？”
“是的，在19日上午。我们刚发现了整个舰队，正准备和他们一起回乌里提环礁。”
“讲一讲发生了什么事。”
“噢，我在海图室里给战术指挥官写一份急件报告解除舰长职务的事。舰长进来了，从我背后瞧了瞧。他说：‘发信之前到我房间，咱们谈谈好吗？’我说可以。我到下面去，我们就谈了。开头还是谈原来那件事，我因策动哗变会如何受到审判。他说：‘你申请转到正规海军部队。但你知道这一事件意味着一切都完了，对吧？’接着他谈了很长时间，说他如何热爱海军，除此之外在生活中没有别的兴趣，即使弄清楚他在这次事件中是清白无辜的，但是这一事件也会毁了他以往的成绩。我说我感到对不起他，我确实觉得对不起他。他告诉我几周之后他肯定会被解职的，所以我不会有任何建树。最后他提出了建议。他说他会忘掉整个事情，绝不会去告我。他重掌指挥权，以前的事就彻底忘掉，一笔勾销了——遇上台风一时紧张出了点小事而已。”
“你对这个建议是什么看法？”
“噢，我大吃一惊。我说：‘舰长，全舰上下都知道这事，操舵手日志和舰上总值日军官日志里都写上了。我作为指挥官已经在总值日军官日志上签了字。’嗯，他支支吾吾了几句，最后说那些日志都是用铅笔写的，很笼统，而且总共只有几行字，而且这也不会是第一次依照事实把日志改过来。”
“你提醒他涂改记录是违反规定的吗？”
“我提醒他了，而他有点不在乎地笑了笑说有各种各样的规定，包括自我保全的规定。他说要么就是这样，要么军事法庭以哗变罪审判我，同时也在他的档案中留下不应有的污点，他还说他不明白几行潦草的铅笔字的价值竟然超过所有这一切。”
“你坚持拒绝他的建议了吗？”
“坚持了。”
“后来怎么样？”
“他开始恳求和乞求。他求了我很长时间，弄得我很不愉快。”
“他有失去理性的行为吗？”
“没有。他——他一度哭了起来。不过他是理智的，但是末了他大发脾气，对我说往下干吧，自寻死路，而且命令我离开他的房间。所以我就发出了那份急件。”
“你为什么不接受舰长的条件呢？”
“我不明白我怎么能接受。”
“但是台风的危险已经过去了，你认为他不能指挥驾驶军舰返回乌里提环礁吗？”
“我已经采取了正式行动，而且我不相信涂改日志会改变事实真相。还有我仍然相信他有精神病。”
“但是你刚才说他是理智的。”
“奎格舰长通常都很好，但是在极大压力下除外，那时他会在精神上丧失能力。”
“那么，24小时之后，你有了机会在舰长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将整个事件从正式记录中删去的啦？”
“是的。”
“马里克上尉，在遭遇台风的过程中你惊慌失措过吗？”
“我没有。”
“你怎么能证实你说的话呢？”
“嗯，发生的事情可以证实。解除舰长的职务后我在台风最猖獗的时候救起了‘乔治·布莱克号’的五名幸存者。我认为一个惊慌失措的军官是不能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有效地实施营救的。”
“你是有意接替舰长的职务的吗？”
“是的，我完全有理由这么做。”
“你是未经授权接替他的吗？”
“不是的，我的权力是184、185、186条款授予的。”
“你是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接替他的吗？”
“不是，我的正当理由是在军舰处于危急的时刻时舰长的精神崩溃了。”
“没有问题了。”
查利一边向马里克走去，一边以公开敌视的口气说道：“先问个问题，马里克先生，你在有效地实施营救的整个过程中舰长不在舰桥上吗？”
“他在。”
“他没有命令你绕着航行去寻找幸存者吗？”
“我是绕着航行之后他才说他命令我这么做。”
“在整个营救过程中他没有指导你吗？”
“嗯，他不停地对我的命令发表评论。”
“没有他的命令或你所说的评论，你可能有效地实施营救吗？”
“嗯，我尽量做到有礼貌，他仍然是在场的高级军官。但是我当时太忙了顾不上他的评论，我现在也不记得那些评论了。”
“他甚至不得不提醒你去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将盖货网挂在侧舷上，对不对？”
“我一直牢牢地固定住盖货网直至最后一刻，我不能让它被海浪卷走了。他提醒我，可是用不着他来提醒。”
“马里克先生，你认为你对舰长的忠诚能达到什么程度？”
“这很难回答。”
“我敢说是很难回答。百分之四十？二十五？零？”
“我认为我是忠诚的军官。”
“1943年12月你是不是违抗舰长的明确的指示准许斯蒂尔威尔72小时的假？”
“是的。”
“你能说那是忠诚的行为吗？”
“不能，那是不忠诚的行为。”
查利无法应付了，他凝视着马里克，“你承认在你担任副舰长的头几天就有一次不忠诚的行为吗？”
“是的。”
“非常有意思，那你为什么要做出不忠诚的行为呢？”
“我没有理由，以后我再也没有干过这种事。”
“但是你承认你是以不忠诚开始你副舰长任期的就像你以不忠诚结束你的副舰长任期一样吗？”
“我不承认是以不忠诚结束我副舰长任期的。”
“你听说过其他军官传开的嘲讽和侮辱你们舰长的言论吗？”
“我听说过。”
“你是怎么处罚他们的？”
“我没有处罚他们，我反复警告他们不要这么做，而且我不允许他们当着我的面讲那些话。”
“但是你没有惩罚这种明目张胆的不服从行为。你为什么不进行惩罚？”
“在某种情况下你能做的事情是有限度的。”
查利对马里克所讲的在台风中发生的事情百般挑剔，抓住他在细枝末节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和记忆上的差错。但是这位副舰长却愚钝而冷淡地承认了这些错误和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坚持他所讲的那些事情。后来军事检察官把话题转到马里克的经历上，说在高中和大学时他的成绩比平均水平低，并说他没学过精神病治疗或其他科学。
“那么你是从哪里了解关于妄想狂那些夸张的观念的？”
“从书上看来的。”
“什么书？说出书名。”
“关于精神病的医学方面的书籍。”
“那就是你在知识方面的爱好吗——阅读精神病治疗的书？”
“不是，在我开始认为舰长有病之后，我就从各处舰艇的医生处借阅了这些书籍。”
“而你，凭你那点学历——你就以为你能看那些技术性很强的、深奥的科学著作了吗？”
“嗯，我从中多少学到了一些东西。”
“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一知半解坏大事’？”
“听说过。”
“你满脑子都是你并不懂的术语，而凭这一点你就冒失地根据什么精神病罢免了指挥官。这么讲对吗？”
“我不是因为书上讲了什么而解除他职务的。当时军舰确实遇到了危险——”
“不要说军舰不军舰的，我们在讨论你懂多少精神病治疗的问题，上尉。”查利用了几十个精神病学的术语向他发起攻击，要他给这些术语下定义并加以解释。他把副舰长弄得闷闷不乐，张口结舌的，只能经常重复一句话“我不知道”。
“当你说到精神病的时候，实际上你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么讲对吧？”
“我没说过我很懂精神病。”
“然而你以为你懂得足够多了可以采取完全可称之为哗变的行为了，理由就是你懂精神病的诊断法，是吧？”
“我要挽救军舰。”
“你有什么权力剥夺舰长维护舰艇安全的职责——且不说你对精神病的深入了解？”
“嗯，我——”马里克睁大了眼睛说不出话来。
“请你回答问题！要么根据你对奎格精神病的诊断证明你的行为是正当的——要么就是严重违反海军的纪律，这是你能干得出来的。这难道不对吗？”
“如果他没病，那就是哗变行为。但是他的确有病。”
“你听见出庭作证的有资格的精神科医生的诊断了吗？”
“听见了。”
“他们的诊断是什么——12月18日那天他是有病呢或是没病？”
“他们说他没病。”
“马里克上尉，你认为你操控舰艇的能力比舰长强吗？”
“在正常情况下舰长能操控舰艇，受到压力时他就变得不稳定了。”
“反过来不可能吗——受到压力时你变得不稳定了，而且无法理解舰长的正确决定？这可能吗？”
“可能，但是——”
“在舰长和副舰长之间，海军当局会认为谁的舰艇操控能力更强呢？”
“舰长更强。”
“好了，上尉，你的所谓‘正当行为’包括两个含意，对吧——第一，舰长有精神疾病；第二，军舰处境危险——对吧？”
“对。”
“医生已经诊断他没有精神病，对吧？”
“那是他们的看法，对——”
“那么法庭一定认为舰长对军舰处境的估计是正确的，而你的估计是错误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马里克说：“是这样，除了——但是别忘了医生也可能是错的。他们当时不在现场。”
“那么你的整个辩护，马里克上尉，可以归结为一点。你在现场仓猝做出的精神病诊断——尽管你承认对精神病治疗很无知——比三位精神科医生经过三周仔细的专门检查后做出的判断更高明。这就是你的辩护，对吧？”
马里克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战战兢兢地说：“我所能讲的是当军舰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都见不着他。”
查利转过身，不加掩饰地向审判员们咧嘴笑开了。他继续问道：“你们舰上第三号军官是谁？”
“基弗上尉。”
“他是好军官吗？”
“是。”
“服役前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作家。”
“你认为他的智力跟你一样好吗？或许更好？”
“也许更好。”
“你把你的医学日志给他看过吗？”
“看过。”
“看完后他相信舰长有精神疾病吗？”
“不相信。”
“遇上台风两周之前，他是不是劝说过你不要解除舰长的职务？”
“是的。”
“然而两周之后——尽管有海军纪律的严格约束——尽管职位仅次于你，而你自己承认其智力胜过于你的一位军官有不同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曾经说服你你的诊断是错误的——你仍旧一意孤行夺取了军舰的指挥权，是不是？”
“我接替他是因为遭遇台风时他确实犯病了。”
“难道你不认为现在不顾三位精神科医生的意见，坚持你那无知的诊断是不合逻辑的，是荒唐的自高自大吗？”
马里克愁云满面地回头朝正凝视着桌子的格林沃尔德看去。这位副舰长的前额布满了皱纹，他像一头被惹恼了的公牛，左右摇摆着脑袋，“嗯，也许听起来是那样。我不知道。”
“很好，我说，舰长提出来要你涂改正式记录的那次令人吃惊的谈话有见证人吗？”
“没有，只有我们两人在舰长室里。”
“做了涂改了吗？有没有能支持你的说法的丝毫的有形的证据？”
“舰长知道我们谈过这件事。”
“你要靠正是你在诽谤的这位军官来确认这种对他侮辱性的诽谤吗？”
“我不知道他会说什么。”
“你是不是预料奎格舰长会在证人席上作伪证？”
“我没有预料任何事情。”
“除了有关的另一方之外谁也不能证实或否认你所讲的那番话，可不可能是你想像出来以支持你在精彩地进行辩护时想要表明的，你比精神科医生更了解精神病呢？”
“这件事不是我想像出来的。”
“你仍在想像你对奎格舰长的诊断比医生更高明吗？”
“仅仅——仅仅是遇到台风的那天早上对奎格的判断。”马里克结结巴巴地说，他那棕色的前额冒出了汗珠。
“没有问题了。”查利嘲讽道。
马里克望着他的律师，格林沃尔德微微摇了摇头，说：“不盘问了。”副舰长茫然地走下证人席的平台。格林沃尔德告诉布莱克利最后一名被告方证人奎格舰长将在上午出庭之后，布莱克利便宣布休庭。
35、第二天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