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有时会带我到素真家帮忙照料小亚国，第一次看到有钱人的生活，他们家给小猫住的地方都比我们的房间高贵百倍！墙上贴满了有关基督教的画和人物肖像，最显眼的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知道耶稣是他们心目中的“神”，但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问小丽慧，她似懂非懂，说是“耶稣为我们受难”。
三弟送人抚养颇费周折——因为他已经四岁，“懂事”了，家里一有生人来时他就大哭大闹，对来人拳打脚踢，奶奶一听说要把孩子送人就极力反对，骂我母亲“没有良心”。母亲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故意认了一个不是亲戚的“亲戚”、不是妹妹的“妹妹”，让我们管她叫“姨母”，然后偷偷地把三弟卖给“姨母”。奶奶知道后又把母亲骂得无处可逃。
一天夜里，三弟突然偷跑回家，浑身都是泥水不成人样，我问弟弟怎么回来的，弟弟说：“我每天都询问到镇上的人这条路怎么走，记住了。今天姨母——他也只叫姨父、姨母，坚决不叫‘爸爸’、‘妈妈’——他们看管较松，我就瞅了一个空跑回来了。路上有个独木桥我不敢上去，从桥下涉水而过，结果被洪水冲走，幸亏桥上有人跳下来救了我……”
我们抱头大哭，一会儿“姨父”、“姨母”来到，还是把弟弟强行抱走——弟弟凄厉的哭声惊动了整条大街上的人们。
父亲结束了在山区的“劳动改造”回到镇上，并与母亲有了一份“工作”——在镇办的“副业队”里干杂活，每个月有了十几块钱的“基本工资”，祖母不用去打石子，我也可以上幼稚园了。
这幼稚园设在镇“礼拜堂”里，只有一间“教室”，一位老师姓王，“园长兼园丁，煮饭还兼打铃”。教室的后面有一个小花园，这可是我们的乐园。有一天我在花园的地里费力地拔起一株小草，发现这草的下面还连着一块像芋奶一样的东西，我很高兴，拿着草蹦蹦跳跳地找到王老师说：“这是芋奶，我要吃。”
王老师摇摇头说：“这不是芋奶，有毒，不能吃，快把它扔了！”
我舍不得扔，纠缠着老师：“不是芋奶是什么，还这么香！”
王老师答“这种草叫做‘莎草’，它下面的根茎叫‘香附子’，是一种香料。”说完王老师又自言自语：“它还是一种中药呢。”
这一下我更是不依不饶了：“你刚才说它有毒，现在又说它是药。是药怎么会有毒、有毒怎么会是药呢？”
王老师被问住了，但她还是和颜悦色地说：“以后你们读了书就会懂得。玩去吧。”
轰轰烈烈的全国“打麻雀”（轰赶麻雀）运动也波及到幼稚园里，那一天一大早我和同学们都拿着破脸盆、口杯等坛坛罐罐，在王老师的带领下，一面唱着刚刚学会的新歌《小鸟在前面带路》，一面到田野、小山坡上敲敲打打，还真看到麻雀掉下来。我看着在地上挣扎的小鸟，觉得可怜，就问：“老师，既然小鸟会给我们带路，我们为什么还要消灭它们呢？”王老师又一次被问住了。
短短的几个月幼稚园生活，王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也给王老师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有一次王老师在街上对我的妈妈说：“你这孩子不管什么事都要刨根问底，以后会当科学家的。”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看到一群人在街上“批斗”一个“反动分子”，起初是把“反动分子”推推搡搡，后来就拳打脚踢，直到把他打倒在地呻吟哭泣——一个大男人流眼泪给小孩子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后来这一幕几乎天天上演，只是“主角”常换，再后来我的父母亲也成了“主角”——“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四类分子”。但我的脑子里却一再闪出第一次看到这种“批斗”时的情景。
有一次我的父亲在“接受”批斗时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扭送到派出所“拘留”（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上头”的指示——怕有名的“反动分子”被“愤怒的群众”打死在镇上就少了一个“反面教员”、以后每年几次的“运动”还要靠他们“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呢），罪名是“讽刺党和政府”——据说是我的父亲曾经同副业队里的同事开玩笑说：“我原来在照相馆工作就得了胃病，下放到乡下砍木头、扛石头后胃病反而好了，这应归功于政府的亲切关怀和照顾。”
我和母亲去派出所探望时，父亲竟然在拘留所里同其他被关押的人员聊“东周列国”里的故事！只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了一句：“我最担心的是孩子们能不能读书的事”——那一年镇中心小学已经不再接收“家庭成份不好”的孩子了！
回家时路过关帝宫，只见寺庙上面悬挂着一块崭新的牌匾，上书“古镇民办小学”六个大字，许多比我稍大一点的小孩背着书包进进出出。我突然对母亲说：“我要读书”。母亲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带我进了关帝宫，庙里所有的佛像不知什么时候被搬走了，佛堂也被隔成几个小间，上面都挂着小牌子：“一年一班”、“一年二班”、“二年一班”……母亲询问一个老师“学校还招生不？”那老师让我们直接找校长。在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校长问了我几个问题，又让我做了几道算术题，满意地收下了这个从来没有上过一年级的小学生——这一年我六岁，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一次“跳级”——直接上二年级。
上学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学校是由一群没能上高中、大学的年轻人办起来的，专门招收上不了“中心小学”的孩子。我属于“年龄不够”加上“政治原因”的“双料”，因祸得福。学唱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的田野》，教唱歌的年轻漂亮的女老师第一次见面就送给我一个精美的铅笔盒，我把这个铅笔盒当做宝贝，一直使用到中学毕业。
当我看得懂街道上贴的大幅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时，“大跃进”开始了。全校师生天天到溪里洗铁砂——古镇就在这条溪边，虽然叫“溪”，其实可以叫做“江”了，每年夏季发洪水比长江还要壮观！平时水流比较小，在古镇边被分成两条溪，中间一大片沙滩，跟长沙的“橘子洲”差不多。这片沙滩是古镇孩子们夏天的乐园，但也是人们心目中的危险之地，每年都有人被淹死在沙滩两边的溪里。
我和几个同学用门板制作了一条小“船”，乘着“船”到沙滩上“洗”铁沙，在岸边或者在小船上，每个人拿着一个小脸盆，从水底舀起一盆沙子慢慢“洗”出比较轻的沙粒，留下比较重的、黑色的铁砂集中起来堆在在小“船”中间，速度很慢。看到有人用马蹄形磁铁吸铁砂，然后用手把铁砂刮到水桶里，非常羡慕，但没办法弄到这种磁铁。我们几个小学生完全用手竟也洗出了几百斤铁砂交给学校，得到一张粉红色的奖状。
古镇堆起了四座炼铁小高炉，东西南北四个街各有一座，几千人被派到四面的山上砍树，把所有树木都砍光了，包括数百上千年的古树也不能幸免，有几株老树在村子里祖祖辈辈被看做是保护村民的“风水树”，年轻人要砍，老年人不让砍，发生争执，护树者都被当做“破坏运动”抓到镇上批斗。
几天以后，镇周围的山头都变成光溜溜的，原先的青山绿水再也见不到了。木头就在山上烧成木炭，运来镇里，居委会派人到各家各户收（实际上是抢夺）铁锅、铁门、铁窗、铁床，连墙上的铁钉、屋顶上的铁钩等等全都搬到小高炉边，同柴草、木炭、铁砂一起投入到小高炉里，由公社党委书记亲自点火，火光熊熊烧了几天，晚上把整个镇子都照亮了，煞是壮观。
“铁水”出炉的那一天上午，我赶到西街的小高炉旁边看热闹，没有看到“铁水”，只见到几个工人用长铁钩勾出一块一块的大铁渣。庆祝的队伍还没等到铁渣充分冷却，就用绳子绑了一块，几个人抬着，敲锣打鼓、呼喊着“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万万岁！”到公社“报喜”了。
我们家的损失不算大，几套红木家具被奶奶“奉献”出来烧掉了，只有一个小铁锅是唯一的铁器也被端走，后来有一段时间只能用陶罐煮稀饭，邻居们也都一样。
镇上办起了“大食堂”，几百号人吃一锅“大锅饭”，其实从来就没有吃过一顿干饭，煮的都是稀饭，稀得可以照见人影，这还好些，煮稠一点的话一定有让人咽不下去的焦糊味——你想象一下，几百人吃的大锅稀饭怎么煮？几个炊事员的手臂都被大铁锅的蒸汽烫伤过。
我和哥哥每一顿都要去大食堂门口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取到稀饭，起初还配有一点咸菜，后来菜也没有了，洒一点盐就灌到肚子里算一顿。听说“外地”的大食堂“不吃饭要插白旗”——就是说粮食已经太多了，不吃干饭的话别人就会来嘲笑、插白旗，但都仅仅是“听说”而已。
我们的语文老师张思良念过初中，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古代文人们的“闲情轶事”，还会教我们猜谜语、对对子，写诗，画画，跟同学们关系都很好。有一次我到他家里讨教几个问题，看到班上几个女同学都在那里打闹玩耍，我并不在意——也不会在意。不久后的一天，我们全校同学到一个水库远足（春游），突然来了十几个警察把张带走。我和几个男同学纷纷议论，说张老师这么好，为什么抓他？要抓也应该抓范××（另一个语文老师，讲课时一板一眼的太过严肃，跟我们关系不太好）才对！
又过了几天，古镇影剧院召开“公审大会”，我们才知道张老师犯了“猥亵未成年人罪”被判了八年“劳教”。我对“猥亵”两个字不能理解，问了好几个大人都不回答我的问题，有的还对我扮着鬼脸。
第二天上午到了学校，全班的女同学一个都不见了。范老师一进班级大门，就问：“你们在水库边讲的话有人告诉我了，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自己坦白交代就没事，否则就罚站到黑板下一个钟”。我不敢吭声，但还是被同学揭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受罚在黑板下站了半小时。
其实范老师教学水平也很高，一心一意想把我们“雕琢成才”，只是讲课时刻板一些，没有笑容。几个月以后，全班同学们还是开始喜欢他了——公开表示喜欢他的都是男同学，女同学是不是也喜欢他我就说不准了。
范老师的弟弟后来也当了民办小学的老师，教我们算术课，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范老师。为了区分他们，我们叫弟弟“小范老师”。有一次我向小范老师讨教邻居跟我争论的一个数学问题：“五个母鸡五天下了五个鸡蛋，按这个速度一百天下一百个鸡蛋要养多少母鸡？”小范老师很有耐心地同我“研究”了半天，最后才得出正确的结果，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多次的这种“启发式教育”也培养了我后来在学术上“较真务实”的态度，对任何问题哪怕是别人以为很简单的问题都要刨根问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民办小学的所有校舍、经费全是师生们“挣”来的——学校从来没有放过暑假、寒假和其它假日，包括星期六、星期日也没有停过。全体师生到附近山上挖土混合稻草“印制”土坯，不但自建校舍用，还出售“赚钱”。师生们还为镇上的企业、机关单位捏煤球（当时还不懂得什么“蜂窝煤”）、卷鞭炮（现在看到许多鞭炮厂爆炸的报道我还在庆幸自己）、剥花生、捶石子等体力活挣钱。
从上学的第二年开始，每年“六一节”我与同班一个名叫“陈琳”的女同学拿着校长写的“感谢信”到镇上每一家企业、商店募捐——我胆量较大，再大的“衙门”也敢闯，进了人家的办公室劈头就是一句“阿姨叔叔你们好！感谢你们一年来对我们学校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有人当场捐献几十元，最高的捐献几百元——靠这种募捐和全体师生的“勤工俭学”盖起了小学校舍，还真象个样子。
记得有一回县教育局拿了一份镇“中心小学”的期中考考卷来考民办小学，我所在的一班除了5个考99分，其余全部100分，轰动全县。而民办小学的体育成绩更不赖，在全省的板羽球赛拿到第二名！
第二章 民办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