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红旗”迎风招展、全国天天载歌载舞欢庆丰收、准备三五年赶超英美的“盛世”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挨饿！至今还说不清“三年困难时期”指的是哪三年。我们这个小镇从“大跃进”进入高潮的时候每个人就已经开始挨饿了，第二年街道上有时可以看到饿死者的尸体。有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要去学校“早自修”，走在街道上被什么东西绊倒，一摸冷冰冰的，竟然是一具尸体！吓得我连滚带爬地冲到学校，半个小时都说不出话来。
大食堂办不下去了，居民们恢复以前的做法，凭粮证到粮站买米，自己在家里煮饭吃。镇上唯一的一间粮站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每月月底30号或者31号，粮站门口从一大清早就有上千人去排队，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居民们可以提早一天买到下个月的口粮——这“口粮”本来都是大米，也可以买面粉，但现在变成一半是大米，一半是番薯干。大米是存放在仓库里几年的已经变了颜色的米，而番薯干全部发霉，很难吃，也要强迫自己吃，不吃就会饿死。菜馆和小食堂卖饭菜的时候，“饭”是一定要交粮票的，没有粮票你有多少钱也吃不到粮食。而“饭”不一定是米饭，经常要配发霉的番薯干。有人把米饭吃了，番薯干实在咽不下去留在饭碗里，还会挨骂，说是“糟蹋粮食”。
有一天我在粮站附近捡到一张粮票，票额是“1市斤”，拿到家里，全家人高兴了好几天。听大人们说，如果要出门，就要拿着“米证”去粮站换地方粮票，出省还得用地方粮票换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上全国粮票比地方粮票每斤贵几分钱。原来每个月还供应几块豆腐和几两猪肉，现在都取消供应了。
黑市上还有不用米证或者粮票就可以买到的大米，每斤价格比粮站的高几毛钱，叫做“黑市米”或者“高价米”。“困难时期”的时候，每一斤大米涨到两三块钱，猪肉每斤十几块钱——我们从来不曾买过，所以价格也不太清楚。
我的父母由副业队安排去糖厂当季节工，有一次带回来几个雪白的馒头，我高兴得马上抓过来一个啃了一口，却满嘴是渣，咽不下去，父亲告诉我这是用蔗渣做的馒头，是糖厂“最新的科技成果”。
暑假到了，我和几个同学去附近的农地里“搜集”各种农作物自然掉下的叶子，回到家里把叶子切碎，加点从食品厂的垃圾堆里捡来的还可以吃的东西揉压成团，放在脸盆里蒸煮，成了比糖厂的“最新产品”好得多的各种食物，每一次同学们都吃的津津有味，但有时候吃了以后全部拉肚子拉得一塌糊涂。
伯父留在我们家里的孩子——老二鄂从小喜欢画画，更喜欢杂耍，就是不太喜欢读书，小学毕业后就自己找到附近的一个农场当临时工了。他对祖母非常孝顺，经常在下班后到农场一条小溪里捕捞小鱼小虾连夜回家煮给祖母吃。我们闻到鱼香味躲在被窝里流口水不敢出声。
后来小鱼小虾好像都绝种了，鄂有一次看到街道上一只冻得瑟瑟发抖的老鼠，把它活捉回来杀了给大家打牙祭，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也不管这老鼠是冻的还是被人毒杀的。
伯父婉转地从鄂在香港的一个表姐寄来一桶猪油，几件旧衣服，还有一大瓶酵母片。我们不懂得酵母片是治疗消化不良的药品，吃完以后饿得更加难受不堪。邻居们只要有侨港澳关系的也都是这样，可能香港人认为酵母片富含蛋白质，可以当粮食吃吧。
我的祖母饿得“水肿”（浮肿）还要请医生来检查开证明才拿到一张“供应一斤（500克）米糠粉”的条子，当时听说米糠粉可以“治疗水肿病”，我拿着这张条子到“大食堂”排队购买，从星期六下午3点排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买到——现在讲给孩子们听，没有人会相信。
祖母终于还是饿死了！米糠粉并没能救她的命！我的外祖母、大舅父也先后饿死。
古镇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小社会，据说姓氏就有一百多个，“百家姓”几乎全部占尽。各种“人才”也是应有尽有，三教九流一样都不缺，包括婚丧喜庆需要的各种“人物”，比如办理丧事需要给死者穿戴化妆、尸体入殓、抬棺材、仪仗队、挖墓穴、进棺、填土等等这些平常人不愿意做而又必须有人做的活都不成问题，当然，有钱人还会请和尚或道士来给死者念念经、做做“功德”，打打“鬼城”，小孩子最喜欢凑这种“热闹”，但这几年都看不到了——人一死就草草埋葬，棺材也不用了，用死人睡过的草席一卷，叫两个“土工”抬到山上，随便挖个坑扔进去填上土就行了。离小镇只有一公里的“三公山”是个乱坟岗，经常看到几条脏兮兮的狗——也不知道是野狗还是家狗在那山上抢吃人的尸体！
到处传说着某某地方有人吃包子的时候吃到了小孩或女人的手指或指甲，我不相信，但附近一个村里发生的一个案件却因为有县公安局的破案报道和法院的判决书而不容质疑——有个初中生星期天挑着几斤大米和咸菜、番薯、换洗衣服去学校，在路上被人打死，凶手在法院上供认他的犯罪动机是“只为抢夺这小孩子带的粮食”，“死也不要当饿死鬼！”。估计抢回去全家人吃一顿他就准备挨一枪了！——后来学校组织同学们学习四川刘文学、福建张高谦的“英雄事迹”，估计杀死刘文学和张高谦的“地主分子”和“坏分子”也是这样走上不归路的，不同的是他们都遇到了“英雄少年”！
糖厂每年只开工四个月，榨季过后只留下机修工人维修机器，其余的都是临时工遣散回家。我的父母去“华侨农场”当了几个月的泥水工，打听到附近有一条“战备公路”需要临时的养路工人，就去报名，双双被“录取”，发工资时才发现只有原来说好的一半——另一半工资被工头（黑包头）克扣了。
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费还是最大的问题，母亲不得不每天半夜又同几个邻居一起到附近的山上“偷割”柴草挑回镇上卖钱，经常被守护山林的农民追得无路可逃，被捉到不但劳而无功，有时还被打骂。有几次 “偷”得比较顺利，柴草卖了钱买了几两肉“打牙祭”，全家高兴了好几天。我和父亲有时在天亮前也要走十几公里去“接柴草”，练就了一副好肩膀，所以后来的“上山下乡”对我来说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当时母亲的“最高理想”是让全家人“一个月能够吃上一次鱼或肉”。但要实现这个“理想”比现在的穷人想买别墅还难！
贫苦的生活并没有让我“失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一篇作文里就大言不惭地写下：“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
我从小喜欢看书，但不一定是科技书籍，东周列国、三国演义、西游记、一千零一夜等等都看，同学们经常围着我听我讲故事，“草船借箭”、“空城计”、“大闹天空”、“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我都讲得活灵活现，有时候还把它们用在“实践”中——我的一位同学养了几盒桑蚕，看得我眼痒痒的，用身上仅有的一毛钱买了一小盒蚕卵。春天的第一声雷唤醒了蚕儿，我看到一个个小小的蚕蚁，高兴极了，想尽办法去邻居家的菜园里偷了几片桑叶给蚕儿吃。随着蚕儿一天天长大，桑叶的供给成了问题。
有个邻居外号叫做“吝鬼”的拥有一株大桑树，靠着每年采一点桑叶晒干了卖给医药公司买烟抽，春天里怕别人偷他的桑叶，日夜看管着。我和几个养蚕的同学们想尽办法与他“斗智斗勇”，三十六计都用上了，包括“围魏救赵”、“美人计”等等。比如“美人计”就是让一个女同学去爬桑树，看到“吝鬼”追来就赶快下树跑开，我和其他同学看到“吝鬼”追远了才上树每人采了一大把桑叶，足够蚕儿吃几天了。“吝鬼”抓到女同学却不能打骂，因为一打骂邻居就会围过来说他“欺负小女孩”。
后来蚕儿长大到再也无法供应桑叶了，只好忍痛把整盒蚕卖掉，扣去一毛钱的“进货成本”，净赚三毛五分钱，我高兴了好几天。
镇副业队也办起了食堂，母亲找了好多人说情才得以在食堂里当上了炊事员，有时会偷出几个馒头给我和其他兄弟们吃，生活有了一些“改善”。我也同副业队的大部分人混熟了。副业队的会计要我帮他记账、算账，有时还要同队长讨论“财务规划”，我学会了简单的“收付记账法”。
有一天队长问我：“副业队要‘扫盲’，你能不能当老师？”
我回答：“试试看吧”。
于是我九岁就当起了几十个大人的“老师”，开始教的课本是小学五年级的语文和算术，其时我正在念小学四年级。
一天晚上，我教的两个“学生”争论“患难”的“难”字应怎么念，有人路过，说了一句：“这个字应念‘去声’”，一个“学生”不服，说“我们老师教念‘男’”，过路人说“请你们的老师来说说看”，我到了，一看竟是校长，吓得跑掉了。
五年级的课文教好了，我也早就自学会了，所以干脆不再上五年级的课，“跳”到六年级上课。这一年县教育局举办全县小学生中国象棋比赛，我被学校选出到县里参加比赛，得了冠军。
第四章 九岁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