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影剧院的售票员有两个，除了素真，还有一个男售票员名叫戴德明，是个有妇之夫。两个售票员勾搭成奸被人发觉，相约在影剧院里的一个房间里服毒自杀。德明先喝了农药死了，素真却不喝了，被德明的妻子告到法院，按照法律必须判十几年徒刑。素真的父母花钱买通法官，又捐了一些钱给镇政府，于是素真就被“无罪释放”回家了。
我问学校里的老师：为什么有钱人害死人都不必偿命？答复是：人家捐钱给政府有功劳嘛，可以“将功赎罪”。
在素真被关押期间，丽慧和亚国被他们的爸爸送来我们家，同我们住在一起，可能是怕镇上人们的风言风语影响孩子的心灵吧。我也尽量想办法“讨好”丽慧，让她高兴，能够安心读书，叫他们姐弟俩“妹妹”、“弟弟”。但丽慧那种有钱人“小姐”的作风还是经常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所以我一直没有把她当做自己的“妹妹”，连“好朋友”都谈不上。
古镇人们的“夜生活”有三个去处，一是影剧院，二是文化站，三是工人俱乐部。
镇影剧院演出《红孩子》、《洪湖赤卫队》、《五朵金花》、《古刹钟声》等“革命电影”，有时还有外地的剧团来演出“革命戏剧”《江姐》、《芦荡火种》等，但也有《宝莲灯》、《刘三姐》、《红楼梦》、《天仙配》等我最喜欢的电影和戏剧，我们没有钱买票，大哥跟几个同学在影剧院四周到处找被门卫撕掉的影剧票头和“票根”，仔细地粘贴好，让我们趁着人多时挤进影剧院，居然有几次成功地骗过检票员白看了几场，但也有被逮过“示众”的难堪“状况”发生，只是我的运气好，没有这么“尴尬”过。
刘三姐的歌声实在太优美了，有人把《刘三姐》电影中每一首歌的词曲写在黑板上，拍照以后冲洗成黑白相片出售，我竟然花了整整三分钱买了一张！现在都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有时候，学校会向影剧院租来“小电影”在教室里放映，班主任按例坐在第一排，指挥同学们鼓掌、欢呼、喊“万岁万万岁”，反面角色出场时要一起“谴责”，教室里“嘘”个不停——“革命电影”我们都是这样看的，大家也习惯了。但有一次放映的是《猪八戒吃西瓜》，我故意问班主任：“这片子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班主任说：“孙悟空是工人阶级，当然是好人；猪八戒是农民阶级，也是好人；唐三藏是小资产阶级，不好。”
于是我们一看到孙悟空就欢呼鼓掌，看到猪八戒就叫闹取笑，看到唐三藏就“嘘”声一片，煞是热闹。可惜这一出没有白骨精，否则会更好看一点。
镇文化站离我们家比较近，我经常去那地方看报刊杂志，跟站长范中阳混熟了。范中阳把一个小小的文化站办得有声有色，请了一个说书人经常在一个角落里说书，说的是《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封神榜》、《红楼梦》等等。但那说书人只会照本宣科，按书本上的文字念，包括“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我对范站长说：“请我爸爸去讲肯定要好多了。”
站长回答“是的”，但不敢请我爸爸，怕人家说他跟“反革命分子”有什么瓜葛。
逢年过节文化站会举行猜谜活动，我最喜欢猜谜，往往像风卷残云般的把人们猜了许久留下来的谜语全部扫光。
有一次我在家里，有个邻居说文化站门口还有一个谜语好久都没有人猜出来，围观的人说只有我才能猜出，叫他来向我讨教，我问“谜面是什么”？
答曰：“就画一个小勾，什么字都没有，猜一个常用词。”
我说：“谜底是‘小心’，你去把它揭了。”
后来范中阳干脆让我帮他出谜语，范的谜语全是书上抄的，所以很容易被大家猜出，而我出的谜语全是我现场编的，难度大多了。我会把全镇的“名人”都设计成谜语让大家猜，为此也得罪了几个人。比如“一江春水”可以猜“刘向东”，但刘向东本人却不喜欢这个谜面。
工人俱乐部在镇操场边，我也经常去那里玩。除了看看书报外，还可以打乒乓球、下象棋，有时候也有猜谜和“智力游戏”活动。俱乐部负责人郑建亚很快就看出我的猜谜能力，每一次都对我说：“你等到最后剩下的几个谜语再来猜吧，否则我写都不如你猜的快。”
有一次看到一个谜语，谜面是“日本投降”，猜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字，有人猜“屈原”，郑建亚说“不对”，我问郑：“谜底呢？”
“苏武、共工。”
我说：“共工是神话人物，不是历史人物。正确答案应该是‘屈原、苏武’，屈原比苏武还更对。”
郑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看外国有关抗战的报道吧。”
每逢周末，俱乐部会在大门口设立一个巨大的象棋牌，好像广告牌一样，两边站着两个人移动棋子，下棋的两个人在屋里，每下一步，站在窗口的传达者就喊一句“炮二平五”、“马二进三”……围观的人站在象棋牌下看，往往大声叫嚷，有时还要为走哪一步争执不休，甚至吵架，煞是热闹。
我爸爸也喜欢下象棋，他和几个棋友旗鼓相当，很难分出胜负。参加这种“公开赛”的时候，我总会去给他加油助兴——这是我小时候最愉快的事。
古镇一些传统的节日都很有趣，特别是中秋节夜里的“听香”——不知从哪一朝代开始，人们把别的地方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听香”活动移到这里的“土地公宫”，其盛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听香”之法也有所改变，古镇人的“听香”活动是在中秋节夜间到“土地公宫”，以自己需要问卜的心事向土地公焚香祷告，然后按照土地公的指示手持炉香走到僻静之处，聆听第一句入耳的话，以此句话为依据，如同“测字”一样，判别问卜的结果。
每年的“听香”活动都要演绎出许多故事，而这些故事尤其是那些有趣的故事千百年来为古镇人津津乐道，我小时候就听了不少。
比如有人做生意不顺，失败，赚不到钱，求土地公指点，听到一句“好香啊，好吃！”回来就张罗租店开菜馆，果然赚钱；有人想要生个儿子，听到一句粗话“求个卵鸟”，果然第二年喜得贵子……
最有趣的是那些男女青年求婚姻的故事——他们最喜欢听到的是闽南人骂人的粗话，因为有的“荤话”正是他们所期望的结果。
我们那个时候最喜欢也都会添油加醋讲的是“老光棍”丙花的故事，有许多版本，一个版本说的是“丙花今年五十三，没有老婆太孤单”、“丙花今年五十五，没有老婆真痛苦”、“丙花今年五十七，没有婆不用急”，你不急他急啊！丙花在八月十五这一天傍晚也去“听香”了。他虔诚地给土地公点上三炷香，说明了自己的希望是“赶快讨个老婆”，然后问：“我沿着去雪峰寺的方向去听，可以吗？”
卜一杯，“信”（掷茭用语，一平一凸称之为“圣杯”或“圣茭”、“信筊”表示神明认同），于是他往西走，走到一户人家的墙角，侧耳听之，屋里有个妇女正在哄孩子睡觉，嘴里不停地“哦、哦、哦”，听了许久，还是“哦、哦、哦”，没有其它言辞。
丙花折回土地公宫，又虔诚地点上三炷香，问：“我只听到‘哦、哦、哦’，是不是我要的？”
一卜，又一“信”。
于是丙花求庙祝解香——同解签一样——庙祝说：“好事好事，你不但要有老婆了，而且很快就会有孩子，你看土地公已经叫你去哄孩子了。”
丙花心满意足地走了。
过了几年，丙花还是没有娶到老婆，问别人，人们是这样给他“解”的：“土地公说你没指望了，回去‘哦、哦、哦’（睡觉）吧。”
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每年有好几次组织全体师生到乡下帮助农民抗旱，戽水、车水、挑水、挖渠、筑堤等等我们都干过，没有拿农民一分钱，吃的是自己带的干粮，但农民们并不欢迎我们，也从来不曾听他们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我看到的都是农民们敌视的眼光，至今都不能理解。
一年三季——两季水稻、一季麦子——收成的时候，我们都会利用周六下午和周日到田里捡稻穗或麦穗，交给学校。有一年我交了九斤多稻穗，得到一张大红奖状，同班有个同学对我说：“你那么积极干什么？我带你去看你的稻穗在哪里。”说完真的带我去一个老师家，在老师门口闻到屋子里飘出来的饭菜香味，我们躲在屋角处，一会儿看到几位老师和镇里的干部打着饱嗝走出来。
同学们编了一首打油诗：
少年先锋队，
下田捡稻穗，
填饱了老师和干部们的胃，
没人可怜学生的嘴。
最后一句还有一个含义——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学在班里说“老师和干部们吃我们的劳动成果”被老师听到，对他的惩罚是——掌嘴。
从此以后，我捡到的稻穗、麦穗都留一些在家里，其余的才交给学校，再也不要奖状了。
报考中学时，班里有几个因为毕业考试成绩不好而没能领到毕业证书的同学坚持也要报考，学校额外开恩同意了，让他们“试一试”，这些同学跟我关系都很好，晚上便都听从父母之命来我家一起复习功课，我却天天晚上带着他们到镇上的几个好地方玩耍，或者给他们讲《西游记》里的故事，从来不提考试的事。后来这些同学竟然全部考上，有的还考进了重点中学。有一个我最要好的同学在“戒备森严”的考场上刚看完考卷就大叫“妖怪果然厉害”，差点被驱逐出场。原来作文试题被我们几个人“猜”对了。
陈琳的爸爸“改正错误”后官复原职，陈琳也就“考”上了县一中，这是全县的老百姓都知道的“权贵学校”——有钱有势的干部们总有办法把自己的子女挤进这所学校；我则考上了一间侨生特多的省级重点学校。从此我们两人天各一方。
我念的学校在当时还算是“私立”的，海外华侨在学校设助学金，主要资助侨生，也有一小部分资助国内的贫困学生。我打过几次申请报告上去，学校同意资助，但需要镇居委会证明。居委会可以证明我家经济困难——因为这是真的，但后面还要加上“管制分子人员家属不予照顾”几个字，等于废纸一张，奇怪的是学校好像不太理会居委会的“意见”，有时竟然还发几块钱给我。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几块钱简直就是“救命钱”了——家里每星期给我五毛钱，扣去“柴工票”四毛五分（十八顿，每顿两分半），剩下五分钱要买六天的菜！
我从小都是光着脚丫到处走，当“赤脚大仙”，上小学时穿着自己钉制的“木屐”——用一块木板钉上一小块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橡皮带——通常是自行车的破内外胎剪下来，铁钉也是捡来的，一双“木屐”要穿好几个月，穿着它经常在路上掉了，就随便捡个石头钉好，直到木板没有可以钉的地方为止。
上了中学，学校规定不能穿木屐了，怕晚上走路咔嚓咔嚓的声音影响别人休息。这一下把我难住了。
我在镇里的几个垃圾堆翻找了几个小时无果，最后在小溪边上找到一双破的塑料拖鞋。我把它带回家后剪掉破鞋边，刚好适合我的小脚，总算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第五章 侨办私立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