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政治活动”以外，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我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每一年几个法定节日是我“大丰收”的日子，校园里张贴的谜语我象风卷残云般地全部入帐，至今有一位组织者还“欠”着我十几支铅笔呢！全校的中国象棋比赛我得了亚军！体育方面也有几张奖状收入。文艺演出也是我的爱好之一，我的歌喉不错，一首童声独唱还被录制在校园里播放了半年；朗诵也行，演“双簧”、变魔术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还写过相声剧本《猴子吃鸭子》，自己登台演出。阅览室、图书馆、师生俱乐部都是我课余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图书馆“馆长”成了我的忘年交。校刊经常发表我写的文章。
团支书要发展我入团，条件是“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我说：“可以，但要多给我助学金，否则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向谁要去？”
团支书看我这么“顽固不化”，就懒得同我谈了。
有一天我和班长侯金波还有一个同班同学黄登亮一起到学校附近的一条小溪游泳，小溪不宽，平时水宽只有几十米，那天可能是上游地区下大雨，水好像深了一些。我们来来回回游了几趟，准备上岸时才发现登亮不见了！我们赶紧往回游到小溪中间，看见黄登亮在一个漩涡里挣扎着。我和金波都没有救人经验，一面喊着“救人”，一面手忙脚乱地拉扯着黄登亮，又怕他挣扎时把我们也带进漩涡里去。我拉着登亮的一只手游了一小段，交给金波拉一小段，登亮的脸已经变成紫红色，很吓人，我们也吓坏了。刚巧我脚底踩到了石头，可能是一块大礁石，劲头一下子大起来，我和金波都踩在石头上一起用力，终于把登亮拉出漩涡中心，直到岸边。我们又用一块大石头按着登亮的肚子，让他把喝进去的水都吐出来。
有了这一次的经历，后来几次从水里救人我已经显得“老练”多了。
一天下午，班级活动是“自习”，任平军同学要我陪他去学校医疗室看病，说他可能是感冒了，有点发烧。我同他到了新华楼医疗室，许老师——我们那时候对校医室医生和护士都这样称呼——给平军测了体温，三十八度半，方老师过来摸一下额头，问了几句话，就开了药方嘱咐平军“多休息，吃了药很快就会好了”。
我看平军“没事”了，就说：“我也好像有点发烧，顺便也测一**温吧？”
许老师拿来体温计要我夹在胳肢窝里，一会儿拿出来一看：三十九度半！冲着我说：“你怎么这么不在意？！都烧成这样了还在上课！”命令我立即“住院”。
等到平军去延安楼宿舍取来我的棉被时，我已经昏昏沉沉地睡在新华楼一楼的“住院室”里了，平军还给我送来“病号饭”，说是方老师和许老师吩咐“大膳厅”的“大师傅”专门做的，就那香味我都能觉出是我从出生以来都没能吃到过的美味佳肴！
虽然发着高烧，我竟然狼吞虎咽很快就吃光了，然后马上钻进被窝里睡觉，也不知任平军什么时候离开。
朦朦胧胧地，觉得身子轻飘飘的浮在云端里，听到或远或近的口琴声、笛子声还有更多的女声独唱或合唱，好像是《红梅赞》，也好像有《谁不说俺家乡好》，含混不清的欢歌笑语，就像是在一次学校组织的联欢晚会里，但更像是在天宫里，在王母娘娘举办蟠桃会的圣地，在众仙女们游玩的地方——可能是前几天刚看过越剧《天仙配》的缘故吧——我不知身在何处，想要睁眼看看又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么美好的境界。
远处传来几个女同学轻轻的话语：“醒了，他好像醒了。”
“我说过，他不会有事的。”……
我几乎从来不曾与女同学讲话，也从不同她们打交道，再加上我有“阶级异己分子”的“自卑感”，亲眼看到过她们在乡下插队劳动时参加生产队批判“富裕中农”那种凶巴巴的样子，连男同学我都不大愿意搭理，这时候却突然觉得她们就在我的周围，簇拥着我，关心着我，才发现她们平时是带着假面具的。不知为什么，从来不会流泪的我，这时候泪水不知不觉却从眼角挤出来了。
“云哭了，是不是我们把他吵醒了？”
我听得出是黄丹萍同学的声音，不敢再“装睡”了，睁开眼睛，不好意思地看着围在床边的同学们——全班的女同学居然一个都不少！原来她们刚刚晚自修“下课”回来，新华楼全部是女生宿舍，我们男生平时绝不敢对着新华楼多看一眼，怕被其他同学看到说笑话，甚至说是“爱上谁谁谁”了。
在我们眼里，新华楼是那么神秘，高尚，仙女们居住的好地方，今天我竟然有幸“造访”还“客居”了一夜！
在方老师和许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护下，我很快恢复了健康，又回到延安楼，继续过着芙蓉楼（教室）-延安楼-大膳厅三点一线的生活，但我永远忘不了在新华楼的“一夜情”，忘不了那一场病。
我觉得生老病死其实都是自然规律，酸甜苦辣，都是人生必须亲尝的味道，都是幸福时光，都是美好时刻。
李果绶老师是个政治嗅觉特别灵的人物，1965年年底他就嗅出了空气中的一些火药味成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当天，他就叫我给全班同学朗读一遍，并且还提醒同学们要多关心时事，“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就要到来”。
后来几乎每一个星期我都得向全班同学念两篇“重要”的报纸文章，但我念得出来，却理解不来，“裴多菲”俱乐部、团结工会、布拉格之春还有“叛徒”铁托等等我都耳背能详了还不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后来“批判”三家村倒引起了我的兴趣，邓拓、吴晗的《燕山夜话》写得好极了，比我原来最喜欢看的《羊城晚报》“五层楼下”的小品文还有味道，早知道我就会多看北京的报纸了，而不是等到现在批判的时候再看。
但我最关心的还是中考和高考：我一面在初三年级填报高中或中专的志愿，一面又在高三年级填报大学志愿，两边的毕业考和“大考”都在准备，直到5月底才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掀起”，同班同学早就写了好多“小字报”在批判老师了，只是被学校领导“扣压”才不能发表。
6月1日清晨，刚起床听到同学们在议论“小字报”的内容，我顾不得洗刷完毕就跟着人群往贴满了小字报的地方挤，铺天盖地的纸片贴得几面墙壁都不留余地了。我注意到同班同学们写的内容，无非都是发泄一些平时对老师的不满而已，但有一篇看的人最多，我也详细看完，是我同班一个年纪最大的同学写的，他说有一位老师平时看女生不是看她的脸，主要是看她的胸部和下身，几个同学叽叽喳喳议论到底是这位同学自己喜欢看女生的这些地方还是老师喜欢看，有的女同学已经在骂“流氓”了。
其它班级的小字报围观得最多的也是这一类的内容，有一张小字报还“揭发”有一位男老师特别喜欢去学校医疗室让女护士检查下身有没有毛病。有一些涉及到“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小字报反而并不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和围观。
随后的几天里，同学们开始“搜索”老师们的“罪行”，最先有人发现语文试卷中一些词语排列“有问题”，例如排在“邢燕子”后面是“灰心”，“革命队伍”后面竟然跟着“疏散”等等；有的同学把卷子对着灯光照，发现“毛主席”的后面有“反动”的字样，于是追寻出卷子的老师，要他们“坦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
我把《语文》课本翻了一遍，竟也有了“重大发现”——陆定一写的《老山界》里有一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一碗就吃”，几个同学一讨论，认为这是“污蔑工农红军”，“把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写得象土匪一样”，我执笔，大家七嘴八舌就写出了一篇“声讨”陆定一的小字报，虽然那时侯还不知道陆定一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当权派”，反正写这样的文章肯定是“坏蛋”，批判是一定不会有错的。
1966年6月6日，中国人认为“六六大顺”成双成对的大好日子对我来说却是最“不顺”的一天！学校第一张大字报终于出笼，贴在“大膳厅”门口，一下子吸引了数百人围观，我也挤到前面“看热闹”，大字报的题目是“郑××要把学校带向何方？”郑就是现任的校长。我慢慢地往下看着，却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头脑里轰的一下几乎昏倒，揉一下眼睛再看，没有错！这一段讲的是郑校长“有意”培养“白专学生”，举的第一个学生例子就是我，说我有一个伯父“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立法委员’，1949年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还当什么“部长”，驻某某国家的“大使”；我的爸爸则是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参加过“反共救国军”，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些事连我都不知道，急忙看“作者”是谁，原来是一个同班同学。奇怪的是这位同学从来不会写作文，每次作文老师给的分数都不超过30分，今天怎么写出这么高水平的文章来了？而且文中有些字、词我估计他连看都不曾看过。还有他怎么知道我的那么多“家底”呢？我竖起耳朵听围观的师生们在议论这位同学：“他老爸是县委组织部长，前两天他到县里去向他老爸拿了好多材料”，原来如此。
但我还是不大相信，虽然以前也有风闻。晚上回家时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当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
父亲说：“我连国民党员都不是呢。”
“那你怎么承认当国民党的‘官’呢？”
“他们说我是，我就是了，反正一条罪状是反革命，一百条也是反革命。”
几个同学的父母到我家，“拜托”我说服他们的子女不要参加什么“革命”，安心读书，有的人早已对自己的子女“现身说法”或者举实例说明“反右派”的时候那些积极分子后来都没有好下场，但子女们都听不进去，希望我能以同龄人的身份“规劝”他们。有一位刚刚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学生爸爸还说：“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搞倒，你们年轻人不懂事不要瞎闹。”
我听了吓一跳，因为报纸上还天天有刘少奇“主席”的新闻报导，便问：“你怎么知道的？”
那人答道：“前几天我在马来西亚报纸上看到的，国外早就有议论了。”
我想，除了毛主席，谁都可以打倒的，也就不怎么在意了。
家长们的嘱托我并没有记挂在心，自己最担心的是同学们把我看作“另类”或者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可第二天回到学校发现情形并没有象我想象的那么坏，同学们只是叫我“白专”，连“分子”二字都还没有连上去。于是我仍旧与同学们一起“研究”材料，一起写大字报，而且表现得更积极，因为怕他们说我是“白专”。
有几个同班同学的父母就在我们学校教书，其中有一个同学说他爸爸晚上睡觉时牙齿会“嗒嗒”作响（中医叫做“磨牙”，一般是由于消化道里有虫子活动引起），大家一分析，便断定是他爸爸半夜“向台湾的蒋介石发电报”；另一个同学的妈妈有洁癖，平时卧室是不让任何人进入的，即便是她丈夫进去坐一会，碰过的物品也都要擦洗几遍还嫌不干净，同学们便判断她“肯定是美蒋特务”，在卧室里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大家不但急急忙忙地写了几大张大字报，还连夜到公安局“报案”，说是发现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公安局的人接待了同学们，表扬我们小小年纪警惕性这么高，还要我们继续“侦察”，一发现蛛丝马迹就要马上报告。于是同学们便分成几个小组，每日24小时擦亮眼睛盯着这两位同学的家。遗憾的是，白忙了几天一无所获。大家怀疑是因为写了大字报“打草惊蛇”，几个好同学怪来怪去，弄得不欢而散。
第八章 山雨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