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总是不彻底的——有一个“满清的遗老遗少”还留着半个世纪多的长辫子，人站着辫子垂到地上还可以饶两圈，红卫兵硬要把它剪掉，他是宁肯掉脑袋也不掉辫子，被拉出来游了几次街，辫子竟然还是保下来；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家庭妇女在街上摆了一桌酒菜然后点上三支香、烧着“金纸”拜“天公”，路人劝她不要这样“明目张胆”，“被红卫兵看到了会游街戴高帽的”。
她的回答也有趣：“我这么虔诚，上天会保佑我的”。
还有一件事直到今日还被镇上的人们津津乐道：有一个当年的“武装部长”、民兵营长在受命砸一尊泥菩萨之前，嘴上念念有词：“佛祖佛祖你不要怪我，是头头们叫我砸的，你如果要惩罚就惩罚他们吧”。
几年以后此人还是疯了，人们都说是“报应”，“菩萨找他算帐”。
读书人诚惶诚恐地把所有“封资修”的书本（几乎所有的旧书，包括大学教材和参考书，除了马恩列斯毛的原著以外）交出来烧毁或冒着生命危险藏在不易找到的地方。红卫兵随时都有可能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家，街道上天天有人因为“私藏”什么东西而被游街示众。有个大学生写的日记被抄录成“大字报”贴在“专栏”上供大家“批判”，我一字不漏地看完，非常欣赏这位大学生的文采，“相见恨晚”。
我们家本来也有几件比较高级的家具，小时候我就非常欣赏，但被我的奶奶在“大跃进”年代捐出来“大炼钢铁”烧掉了，只剩下一个衣橱，外表雕刻得很精美，两扇橱门分别刻着“藏珍”、“蕴玉”，我用墨汁把这四个字涂黑，两边的雕刻部分贴上一幅对联：“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个唯一的“传家宝”总算逃过一劫。但弘一法师亲笔书写的几张字条——那可是我的伯父因为与法师挚交才“有缘”得到、我的爸爸视为命根子的无价之宝——却还是被红卫兵抄走了，不知被烧了还是流落在哪里。
父亲有一位好朋友陈旻，听说抗战时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解放前当过云南省或者昆明市的邮电局局长，这一次被整得很惨，红卫兵因为他是福州人——与邓拓同乡，加上吴晗又是他的老师，就认定他是“三家村”的一分子，批斗时把他的一条腿都打断了。有一次陈旻对我的爸爸说：“腿被打断我都不觉得怎么样，就是闻一多先生亲手给我刻的印章被‘抄’走我最痛心”！听他们的讲话后我才知道，闻一多就是因为不给当时的昆明市警察局长刻一个印章而被暗杀的！
陈旻的家庭很不幸，老婆出生于云南一个少数民族——彝族或傣族？——家庭，人虽然长得标致，脑筋却不会“急转弯”。有人怂恿她揭发自己丈夫的“罪恶”，全家人就能“过关”，她竟然真的去“自首”，讲了一些丈夫在家里说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害得丈夫被斗得差点没命。“运动”结束以后，她不能原谅自己，只要一看到丈夫就神经错乱、呼天喊地，直到老公“走”了，她的病才不治而愈，这都是后话。
吕培明的妈妈学习裁缝，用报纸练习裁剪，不小心把报纸上的毛泽东像剪破了，闯下大祸，被剪了阴阳头、戴高帽游街，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还用红墨水划了一个勾（判死刑的意思），斗得死去活来。
有一位邻居因为年仅八岁的儿子撕了一张“毛语录”擦屁股，也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游街示众，一时想不开自杀了。
镇上有个油贩子偷偷地做食油买卖，被红卫兵抓到，戴上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面写着“投机倒把分子、贩油犯×××”游街，红卫兵叫他敲着锣吆喝“我是投机倒把分子”，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就要站在凳子上猛敲几下锣，然后讲述他如何贩油、如何“挖社会正义墙脚”的“罪行”。一个外地的油贩子跟着走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红卫兵离开、围观的人也不感兴趣跟了才凑上来：“你家里还有多少花生油？”当场成交了一笔大买卖。以至于这位油贩子后来还在“想念”“运动”、游街给他带来的好处：“我不用做广告就财源滚滚！”他真的挺喜欢戴高帽游街呢！
有一天我看到红卫兵们“抓到”一个“特务”正在游街，听周围的人们介绍“抓特务”的过程：原来是几个小孩看到山上有人吃树叶、喝脏水，到镇上一说，红卫兵们便认定这个“怪人”就是“特务”无疑。游街的当天晚上，“特务”饿死在街上。第二天红卫兵们又叫来医院里的医生解剖了这个“特务”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嚼碎的树叶、草根，跟抗战英雄杨靖宇将军一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标语高高地飘扬在全镇最高的建筑物上面，像我们这种“混蛋儿”都只能龟缩在家里面不敢出来“乱说乱动”，以免引火烧身。但随后的一场演出却又唱出“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大家又无可适从了。
不久传来中央“某位领导同志”的讲话，说是“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镇上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又蠢蠢欲动加入各种红卫兵组织。我仍然乐当被“滚蛋”的“逍遥派”，不为所动。只是看到有些同学“大串联”回来、吹嘘外面如何如何又让我心里痒痒的，但周恩来的一席讲话（大意是“大串联暂停、明年四五月再举行”）就让我“吃了定心丸”了。
为了布置“红海洋”，红纸、红布供不应求，黄昆用红色染料染纸卖得很红火，我爸爸为布店把白布染成红布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俩都真心实意地希望文化大革命“深入、持久地”一直开展下去。
很快地，草绿色的布匹（用来制作红卫兵服装）也告罄，我帮父亲试用黄、绿、棕三色染料配出草绿色，连附近几个市镇的百货商店都用车拉着白布到我们家排队等染了。但好景不长，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染料买不到了。我到学校找余老师，他对染料也不熟悉，就介绍我到省会找另一位在大学里教有机化学的老师，借来一本《染料化学》，我硬着头皮“啃”了几个日夜，发现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于是就用米糠、稻草、造纸厂排出的废碱液加上硫磺等化工原料试验，竟然制造出父亲日思夜想的草绿色染料出来！
染料解决了，其它化工原料还是经常买不到。我不得不自学起《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制碱工学》、《生物化学》等大学里化学专业的所有教材，这些教科书是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借的，“参考书”则是到各地的旧书摊甚至废品收购站里找出来、用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的——一本几分钱，最“贵”的一毛钱——有的书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找出来“参考”。
我试着用草木灰、石灰、碳酸氢铵（化肥）、食盐、硫磺等容易拿到的材料制造纯碱、小苏打、大苏打、烧碱、硫化碱、液体肥皂、“太古油”等等染化助剂，全部获得成功。也曾想过偷偷地卖一些赚钱，但父亲“胆小”不敢卖，少量制造都只是自用而已。
有了这些成功的实验以后，我甚至设想将来要是写一本小化工科普书——《新编鲁滨逊漂流记》描写一对情侣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利用化学知识求得温饱的故事，肯定会有销路的。
有一天夜里我和父亲一起在做硫化碱实验的时候，由于需要高温反应，虽然已经做了一些防范措施，但还是发生了爆炸，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我们都吓懵了，气浪把“实验室”冲得一塌糊涂，灯也灭了，室内一片黑暗，我叫着“爸爸”，爸爸也应了一声——没事，等到点灯看详细了，所有实验器材都碎了，而我和爸爸只是负了轻伤。
邻居们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轻描淡写地对他们说：“刚才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热水瓶。”他们信以为真都回去了。
像这样的爆炸后来又发生了一次，所幸没有伤到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做实验更加小心，也就没有再出什么事故了。
看电影是年轻人当时唯一真正的“文娱活动”和“夜生活”内容。离镇上不远有两个部队营房，每个星期天都在露天放映电影，老百姓也可以站在旁边观看。“运动”一开始就放映“批判片”——据说都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同志‘亲自’点名批判”的（单单这样的传说就让军民们兴奋不已了），有《早春二月》、《清宫秘史》、《武训传》、《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林家铺子》等等，同学们消息都挺灵，每次有“毒草片”放映都会来邀我同行。有一次看《武训传》等到半夜后才开始，天亮看完回家，让家里人着急得到处找。还有一次跑了几公里又等了几个小时才放映，片名打出后才知道是《雷锋的故事》。
镇上的影剧院放映的影片越来越少，《草原英雄小姐妹》我总共看过几十遍，后来去看的目的是欣赏那几首儿歌，还有电影“正片”放映前加映的《新闻简报》。有一次看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的时候，后面突然一个农民叫起来：“糟糕糟糕，中央出奸臣了！”大家都回过头去，听他继续在讲：“毛主席身边那个长着奸臣脸！”一下子整个影剧院大乱起来，几十个年轻人围过来把他扭送去派出所，后来听说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罪名当然是“现行反革命”，直到“林彪事件”过后差不多一年才释放出来。（林彪死了、甚至几个月后全国的报纸都已经公开了这个“天大的新闻”，而“反林彪”的人还不能放，理由是“谁也不可能比毛主席聪明”，这种荒唐事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
第十一章 “破旧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