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斌组织的红卫兵队伍联合其它“造反派”组成了“红总”（红卫兵总指挥部），侯自封“总司令”，夺了镇党委的权，把镇委书记抓出来批斗了一番，痛骂陈厂长组织的另一派（陈厂长自己不当“总司令”，却当“狗头军师”）——“红联”（红卫兵联合指挥部）是“保皇派”。“红联”也不示弱，也去夺镇政府的权，把镇长抓出来批斗一番，证明自己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
侯总干脆带队冲到县里去，把县长抓来镇上批斗。这县长解放初是“土改队长”，但他的爸爸却是个地主，大义灭亲的他亲自公审自己的爸爸，还亲手枪毙了生他养他的亲爸爸！据说枪毙了爸爸后，他还能骑着自行车回家。不知道什么原因，骑着骑着竟摔倒在路旁的大山沟里。路人把满身是血、昏死过去的他用板车拉到我一个亲戚王医师开的诊所里，王医师救回他一条命。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暗中“保护”，王医师在历次“运动”中都毫发无损，并且还当上一个医院的院长。
为了表示“最最革命”，陈“狗头”带着“红联”把全镇所有“九种人”（地、富、反、坏、右、资、黑，现在又加上“走资派”和“臭老九”了）的家通通抄了一遍，我们家自然也不能幸免。我爸爸早就是“老运动员”，批斗会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这一次不知为什么竟然在听到风声时躲了起来（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出逃的那一天刚刚听说北京大兴县的红卫兵把全县地富反坏右资黑全部抄斩灭门，连3岁的小孩都未能幸免），结果是我妈妈被斗得半死。
由于被批斗的人太多，游街时在街道上排成长队足足占了半条街，找不到那么多的锣，“红联”的“战士们”命令他们拿着自家带来的脸盆、口杯、铁锅等会响的东西使劲敲，有的甚至拿两块石头敲打，就象当年“轰麻雀”一样“壮观”。
王医师也被游街，然后被勒令扫厕所。曾经留学过日本、几十年来养尊处优的他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当天就服毒自杀了。
“红总”、“红联”两派的摩擦不断升级，只要“上面”一有风吹草动，下面就蠢蠢欲动。有一次“红总”组织大规模游行，游到竹器厂旁边，把一串鞭炮扔进厂里，差点引起火灾，也差点引起武斗。
镇上的居民和学校的师生们绝大多数倾向“红总”，而“红联”则有工厂职工和镇郊农民的支持，陈“狗头”声称拥有“十万工农”，势均力敌，互不相让。我们这些“逍遥派”最兴奋的是天天有大字报看，两派互相攻讦、漫骂、挖苦，煞是热闹。
各种演出也多起来了，每一场开始照例要唱《东方红》，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接着宣布“大会纪律”：第一条，大会自始至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二条……
演出的节目有对口词、快板、大合唱、独唱、歌舞等等，还有小话剧“老俩口学毛选”之类，印象最深的是《长征组歌》。每一次的演出最后都要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渐渐地演出开始有些“变味”了，先是“红总”的宣传队在台上唱出：
保皇的红联子，
睁眼看一看，
革命的造反派，
团结如比钢。
如果不投降，
就叫你完蛋！
这一首歌第二天全镇的男女老少都会唱了。陈“狗头”暴跳如雷，立即下令他的“御用文人”也编了一首痛骂“红总”的歌，在农村里教农民们唱。
我的同学、亲戚、朋友们有的加入“红总”，有的加入“红联”，也有一个家庭里丈夫参加“红总”、妻子参加“红联”的，吃饭的时候吵，睡觉的时候也吵，最后夫妻反目、闹离婚；有父、母、子、女不同派别的，更是闹得不可开交，也有闹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
我有一个表哥比我大两岁，长得眉目清秀、一表人才，按现在的话叫做“酷毙”了，文质彬彬的，嘴巴又甜，见到长辈就叫伯伯、阿姨，谁见了都夸奖。1966年也是初中毕业，运动一开始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忙得没日没夜。他加入了“红总”，在里面当一个小头目。武斗火药味越来越浓的那一段日子里，我妈妈就劝他妈妈——也就是我的二姑母不要再让他“革命”了，二姑母不听劝告，还说我妈妈胆小怕事——原来我的二姑母年轻时也很“闯”，敢跟男人们真刀真枪地干！
镇里有两座钢筋水泥楼房，“红总”、“红联”各占一座当总部，各自在最高处安一个大喇叭，一天24小时播放毛主席语录歌，起初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之类，后来就经常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偷偷地对朋友说：“敌人吃饭我们就不吃饭了！敌人不吃的我们都吃！”），火药味浓极了。
有一次我到竹器厂找一位姓黄的老师傅下盲棋（中国象棋），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据说他爸爸是全县有名的竹编艺人，但黄师傅不愿意当竹匠，宁可去贩卖大米。直到他爸爸死后，政府又不让做生意，从来没有拿过竹刀的他一进入“角色”，手艺很快就超越他的爸爸，成了全县“第一把竹刀”。黄师傅和我爸爸都是中国象棋高手，但黄师傅高出一筹，会下盲棋——“破竹”、“破篾”、编竹篮和下盲棋都没有矛盾，可以一面工作一面下着玩。
“炮二平五，马二进三”，我和黄师傅刚玩得正酣，厂里突然喧闹起来，只见陈厂长眉飞色舞地拿着一张传单叫着“太好了，太好了！赶快印一万张全镇贴！”
我凑上前去，一看是“江青同志重要讲话”，其中一行字非常醒目：“文攻武卫”！黄师傅偷偷对着我说：“妲己出现了……”
很快地，“红总”开始发动全镇居民到溪里捞鹅卵石挑来街道上堆放起来，准备当武器用；“红联”也发动农民修筑工事准备打仗。
武斗一触即发的时候，部队突然宣布要来“支左”，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支左”大会在操场举行，“红总”倾巢而出，“红联”则用高音喇叭在自己的总部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唱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老百姓没有一个敢去参加“支左”大会，全部躲在家里“看热闹”。到晚上九点多钟，“支左”大会“胜利结束”，“红总”的大规模游行开始了。排在最前面的是“红总”各“方面军”的旗帜，接着是一尊巨型的土制“大炮”——炮筒用毛竹制作，下面坐着一个人用电石加水产生乙炔气，和适量的空气混合以后点燃爆炸，发出与真大炮发射时一样震耳欲聋的响声，不知道是谁的发明创造。“大炮”的后面是一对对载歌载舞的红卫兵，一面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一面喊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打倒保皇派红联子！” ……队伍的最后面出现了一大队工人和农民，个个手中都拿着棍棒，有的推着满载着鹅卵石的板车。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着“红联”的总部进发。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从“红联”总部的方向传来号角声、叫骂声、撕打声、哀叫声，“红联”的大喇叭不时“插播”着：“有来犯者棺木自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坚决还击！”、“誓死捍卫……”等口号。
半夜时分，“红总”的大喇叭在播放《国际歌》到一半时停止了呜咽，人们都说“红联完了”。第二天早晨，只见街道上满是血迹，不时还有“红联”的人被五花大绑押着走过，一个个浑身是血，一路还被押送的人拳打脚踢，惨不忍睹。
不久又传来一个消息，说“红总”有一个姓张的“战士”被人打死在镇郊的菜园地里，这个消息（后来证实是真的）激怒了“红总”的全体成员。侯司令亲自带队在全镇挨家挨户搜查、缉拿“红联”躲起来的人员。到了下午，满街都张贴着“红联人”脱离组织“弃暗投明”的声明。
绝大多数“红联分子”早已逃之夭夭，陈“狗头”也成功逃脱，第二天就在离镇里不远的一个大队部搭起临时总部，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制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政方针”——在紧挨着镇的东西南北四个路口设四个“集贸市场”，派“巡逻队”日夜看守，不让农民进城交易，想“困死红总”。
第十二章 “文攻武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