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里的年轻人较多，男女各半，都应该算是“回乡知青”，“学历”有的比我高，有的比我低，但讲起话来大多数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而且几乎都“出口成脏”，真要考究的话每一句话都不敢听了，更“绝”的是大多数女青年也一样，把“那活儿”挂在嘴上“脸不改色心不跳”，一点都不觉得害臊。
我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业余活动”也走不到一块，这些青年只会打扑克，讲下流话，晚上去偷鸡摸狗。开玩笑也只能开一些低级趣味的话题。有一次有个素不相识的人突然叫我一声“舅舅”，我一愣，正想着他是谁呢，旁边的人都笑了，说我“至少有一个姐妹”是他爸爸的“老婆”或情妇，不然他怎么叫我“舅舅”呢？这种“笑话”他们天天开着，但我却永远笑不出来。
他们与人交谈的时候喜欢用“你爸”代替“我”，包括对自己的家人，经常出笑话他们也浑然不知。平时讲话时三句话至少就有一句“三字经”“国骂”，但闽南人的“国骂”更粗野，更难听。有人甚至说听他们开口讲话时要是不带粗话今天就有晦气了。
这里的社员们最喜欢用人们的“姓”来开玩笑，据说姓黄的是“牛”，姓杨的是“羊”，姓侯和姓刘的都是“猴子”，姓陈和姓潘的是“狗”，姓林和姓李的是“猪”（后面这几个动物怎么跟姓氏攀上关系，我一直没弄明白，社员们也说不清楚缘故），等等。谁讲话时不小心，比如我讲故事时要是说到“猪八戒”，他们便笑得死去活来，说我“忘了自己的祖宗”。这种玩笑偶尔听一次还可以，天天开这类玩笑就没有什么“味道”了。但他们乐此不疲，并把不懂得或者不介意开这种玩笑的人们看作是“傻瓜”、“笨蛋”。
有一次我在田里心血来潮竟对着他们大讲“科学种田”，不知不觉讲到美国的现代化农业，言语之间不乏赞美之词，几个敏感的青年说我“宣传、美化美帝国主义”，是“现行反革命言论”，准备就在田头“批判”我。我利用上厕所（我从来不敢象当地人那样随便蹲在田里“方便”）的时机溜掉，又逃过一劫。
“逃亡”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思绪万千，可怜自己的“对牛弹琴”，更加可怜的是这些听我“弹琴”的“牛”——比牛还可怜！如果全国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
在乐西村最边远的“赤古潭”（每年都要吞噬掉几个年轻人的生命！）上的悬崖边坐了整整一个晚上后，我回队自告奋勇向队长要求去参加修建水库，得到“恩准”。几天以后回来，风平浪静，这些青年也“健忘”，不再提起“反革命言论”的事了（后来我才知道，队里有一个同龄人暗中一直在帮着我）。但另一件事接着又发生了：
我妈妈每天3点就起床“磨番薯”，大约天亮时可以磨出十几斤番薯浆，用竹萝和布袋滤出淀粉，上面的渣就是大家一天三顿的食粮了——早晨吃的是“薯渣糊”，中午是“薯渣饭”，晚上向一个磨豆腐的邻居要点下脚料就可以“享受”豆腐渣和番薯渣合做的“双渣饭”了。吃这种薯渣是真正的“白吃”——一分钱也不用花，因为把滤出的淀粉晒干卖掉刚好又可以买来足够“制造”这些淀粉的番薯了。母亲用她每天早晨辛勤的劳动不但换来全家的一日三餐，还经常“施舍”同样贫穷的邻居们，甚至包括一个经常偷鸡摸狗的小偷。
队里有一个单身汉、孤儿，从小就没有父母，三十几岁还不能“成家立业”，有时中午懒得煮饭，睡一觉就饿着肚子“出工”。我母亲看他可怜，常常叫他来“白吃”，吃完走人，从来不曾听他说一句“谢谢”或类似的话。这一天他刚从我家吃了“薯渣饭”出门，迎头碰上同队两个无赖——一个绰号叫做“臭头痞”，一个绰号叫做“汉奸”，也就是前不久一直叫嚷要“批判”我的那几个青年其中的两个，问他“跑到四类分子家去干什么？”他如实回答了。当天下午，大队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阶级斗争新动向！四类分子家属×××（我妈妈的名字）用小恩小惠拉拢贫下中农……”母亲听了，气得直掉眼泪，父亲说：“怕什么？！我们又不做坏事，随它去说好了。”（之后的一段时间，这单身汉不敢再来“白吃”，但第二年我母亲还是叫他来吃了几次。）
这件事很快传开，连公社干部们都知道了。有一次我去公社领“木材票”（上头又来了新政策，每个知青供应1立方米杉木“盖房子”——我一直到离开这个公社也没有想到要盖房子，更重要的是没有钱买杉木和其它建筑材料，后来干脆把“木材票”跟农民换大米吃了）时，“四面向”办公室里几个人问我：“自己饿肚子还要施舍别人的就是你们家吗？”这真是“坏事不出门，好事传千里”——人妖颠倒的年代，连老祖宗传下来的俗语都反了！
“臭头痞”名副其实“头顶上生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里面”的鬼点子也跟外面一样多，虽然人长得丑陋不堪，去铁路上做了一年民工竟娶了一个标致的老婆回来。不过这“美女”只跟着他半年左右，就又跟别人跑了。他又娶了一个姿色“差一点”的老婆，这个老婆比“臭头痞”还凶。有一次夫妻吵架，女的喝了“敌敌畏”，虽然到医院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从此成了半身不遂的残废，“臭头痞”只能养她一辈子。
“汉奸”长得倒是“无可厚非”，只是有点猥琐，贼头贼脸的，让人看起来不舒服，所以熟悉他的人按他姓名“汉工”的谐音（南方人的念法）叫他“汉奸”。据说他“长大成人”的那一阶段是个放牛娃，经常欺负、猥亵其他放羊、放牛的女孩子，后来女孩子们联合起来不知怎么的把他搞成“终生***”。他的老婆结婚以后才知道此事，大骂这些女的“不人道”，害她“守活寡”。此人最拿手的是“盗墓”——全公社哪里有“无主”之墓（明、清、民国的都有）他都知道，早先是半夜三更去挖，后来经常在白天也敢动手了，他声称这些墓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不挖白不挖”，还美其名是“破四旧”呢。他的胆量也够大，敢钻进墓里寻找贵重东西，找不到值钱的也不要紧，把坟墓上所有有字没字的墓碑墓桌全部用车拉回去，卖给别人用来建猪舍，或者有人要盖猪舍，他去“承包”（包工包料）也能赚不少钱。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农民的话）也只有他才敢做。
前面提到那个与我同龄的回乡知青叫“阿伟”，是一个“私生子”——他妈妈是产科医生，做的好事在整个大队有口皆碑，丈夫在同他一起生下一个孩子（就是阿伟的哥哥）以后不久就去南洋谋生，从此没有再回来过。阿伟是在他“父亲”走后几年才出生的，真正的父亲只有阿伟的妈妈知道。但这并没有影响阿伟的“前途”，认识阿伟的人私下里说“私生子特别聪明”也丝毫没有恶意或贬义的成分。从小学到中学，阿伟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学校里都是名列前茅、顺顺当当，是我在乐西大队几年里唯一可以“说说话”的好朋友。也许受了我的影响，阿伟后来被贫下中农“推荐”“选拔”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学的专业是化学，毕业后当了几年化学教师，又当了几年校长，现在在教育局当官，仍然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整个农忙期间我干的农活最多的是“挑水肥”，干这种农活时我是“乐在其中”，除了一天6担的“定额单干”我可以利用“回空”的点滴时间研究路边的小草，另一种“接力赛”（每个人挑一段距离然后换别人挑，回头挑着空桶走一段再换挑装人粪尿的重担，担子不必停放在地上，干这活也挺累的，有时甚至要小跑）似的干法也令人“回味无穷”——“挑水肥”的人女多男少，排在我前后的几乎都是女人，长得标致些的女孩子尤其是清梅和秀美俩（后来我发现她们经常有意排在我的前后）同我“接肩”的一刹那那种肩膀与肩膀摩擦的触电式感觉每一次都会让我激动几分钟，而且有时还可以利用“接肩”前后一点时间同她们说上几句悄悄话。也许是我“脚踩两只船”的缘故吧，清梅和秀美都没有和我“对上”，秀美后来嫁给我的好友阿伟。
第十七章 谁教育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