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科技局邀请我当“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和“科技职称评审专家”，市里一些化工、材料、医药、生物制品项目的论证、评审、验收都请我参加，我也乐意参加这项工作，因为可以知道这些行业的科技进展，知道同行在做哪些工作，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次次学习的机会。我原先以为在一个小镇里没有什么“重大科技成果”也属正常，一个走在全国改革开放最前头的大城市里总会有一些令人激动的“高新技术”出现吧？遗憾的是，至少在我经常参加的几个领域里，从来不曾见过真正有“创新”的东西，虽然我们几个“专家”一次次违心的遵照上头的意旨在评审表上写下“国内（国际）领先，填补××空白”，但谁都知道最多是在技术的某一点有所进展而已，真正的“创新”项目一个都没有！事实上根据“政策”和“原则”，“上头的指示”，真正的创新项目反而通不过评审，因为政府要求每一个项目都只能百分之百地成功，不允许失败！而我的经验是：搞科研九次失败一次成功就相当不错了！所以企业和单位只能把已经完成的科技项目报审，以保障不会“出事”。
柯达公司一个关于“用生物技术回收废胶片、感光纸的金属银”顺利地通过了我们“专家组”的评审，公司老总很高兴，说：“项目通过了，我们准备办一个回收厂，把澳大利亚分公司的废纸、边角料也都运来这里回收宝贵的金属银。”我们听了觉得不对，自己的垃圾处理变废为宝是好事，干嘛把外国的垃圾也运来中国呢？把他的提案否决了。
我和几个“专家”共同的想法和遵循的“原则”是：可以支持企业和单位向上面要钱要项目要立案，但不能损害民众的利益，只要对环境、生态有影响，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哪怕是政府坚持要做的是，我们也尽量顶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PX项目“散步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有一次市政府要大奖一批“对技术创新有重大贡献”的人员，我们这个“专家组”专门评审一位外资企业的总经理是不是可以得大奖，这位总经理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从台湾来大陆，负责一个新建工厂的整体设计、设备安装、试车投产、安全生产。我非常仔细地看了长达几百页的这个人的“业绩”介绍，自始至终都是讲他如何把德国人编写的设备安装说明书全文翻译成中文，一丝不苟、不折不扣地遵循说明书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规程，领导全体工作人员把从德国运来的设备组装“成功”，并“成功”地试车投产；正常生产几个月内不出任何安全和质量事故，等等。就是没有任何、哪怕是一点点“创新”的东西在里面。
我觉得遗憾，专家组其他成员也都有同感，不同意他“对技术创新有重大贡献”，但政府来人劝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他“过了”，大家也不必负什么责任。
我说：“政府如果想给他大奖，可以给‘管理奖’、‘贡献奖’、‘纳税奖’，不用给他‘创新奖’，以免给人当笑话。”
过了不久，这位总经理不但得奖，还在授奖大会上大讲他如何带领全厂员工一丝不苟地工作、不折不扣地按照德国人的指示办事……我觉得真搞笑——原来我们只是傀儡。这又让我想起在古镇听老人们讲的那位“绝顶聪明”的年轻人的故事，想起了“鲁班学艺”。
科技局长每一次作报告时都要大讲特讲“两弹一星”，以彰示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世界第一”的，说外国人用了几千年几百年才制造出了‘两弹一星’，我们只用几十年就制造出来了，吹得天花乱坠。有一次我听得不耐烦了，就说：“如果用‘专利法’来形容的话，这‘两弹一星’连‘发明专利’都得不到，最多也就得个‘实用新型’罢了——任何科学技术都是第一个才是真本事，第二个就不值钱。我不反对制造‘两弹一星’，但天天吹这东西就没啥意思了，而且对年轻人会有误导，许多人都以为只有‘两弹一星’才是高科技，其它都不是。”
其实不只局长有这种想法，他的手下比他还要严重——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的时候，我带了一个项目想要“进驻”，找到开发区主任也就是市科技局副局长，他听我讲述了我们的项目后，说：“告诉你，除了IT，其它都不是高科技！”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会我都尽量参加，真正目的是看看有没有真正的人才出现，结果是看笑话的机会多，没有多大意义。市环保局有一位工程师想要评上高级工程师职称，答辩时我提问：“现在民众比较喜欢天然物质，一说到化学物质就想起‘有害’、‘有毒’、‘会得癌’，一看到六角形就想到“苯”，对这个潮流你有什么看法？”
这工程师支支吾吾地半天也回答不出所以然来，甚至又说：“化学品就是有毒，天然的当然绝对好。”
这样的人也配当“高级工程师”？
虽然他的“高级工程师”职称还是“评”上了，对我却恨之入骨，逢人便说：“答辩会问这种高难度问题谁回答得了？”
其他专家也认为我的提问不符合“纲纲”，我说：“作为一个环保人员，如果连这个小问题都回答不了的话，我都怀疑他能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了。”
好友苏通从“省政府驻京办”打来电话说科技部有一亿元“在找项目”，只要有个“发明专利”就可以得到，条件是得给“有关人士”回扣两千万元，问我“要不要”？我虽然非常想要这笔钱，但觉得给了回扣还是有问题，“得一直作假下去”，所以不敢要。有一次在饭桌上跟几个同行讲了这件事，做木材生意的张磊向我打听了这个信息的来龙去脉后，就去北京“活动”了几个月，又向我“借”了一个专利，竟然真的把钱“搞到”了。
我问张磊：“到手多少？”
张磊答：“实得五千万元。”
“为什么？”
“回扣给北京两千万，省、市、县的‘有关部门’各一千万。”
我劝张磊拿出一部分购买仪器、设备，为两年后的“验收”“做准备”。
张磊说：“我才不那么儍呢。”
“那你以后怎么‘验收’？”
“到那时我最多花一两千万把‘专家’们的嘴巴堵死就没事了。”
原来如此。
“两会”期间，我和其他政协委员们列席人大会议听了新任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二天省长和几个副省长到农业组“一起讨论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部分内容”，省电视台赶来作“现场直播”，国内外的记者也跟来了一大批。
几个委员盛赞报告内容“鼓舞人心”、“振奋精神”，可以说是“好极了”，表示“坚决拥护”、“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下去”。我不以为然，淡淡的说道：“我们现在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限制，外贸生意难做，所以提出‘扩大内需’以维持经济增长，这是正确的，但怎样‘扩大内需’呢？‘政府工作报告’开了一副药方，让大家把眼睛盯向农村，要求家电、百货、日用品、食品等下乡多做农民的生意，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向搞错了。”记者们一下子全愣住了，电视台导播赶紧叫“暂停”，切掉对全省的直播，省长、副省长们眼睛都直盯着我，组长的目光更像一把刀子好像要把我“砍了”，委员们也都觉得我这回“闯祸闯大了”。
我不慌不忙地接着说：“管理学里面经常讲到所谓‘八零二零’法则，就是意大利经济学者帕累托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社会上20%的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80%的人占有20%的社会财富’，这个理论至今仍未过时，我们现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们只占有百分之二十的财富，除了日常生活开支以后能有多少剩余？要扩大内需，只能把眼睛盯向那拥有百分之八十社会财富的有钱人，看看他们的钱准备花在哪里，我们多生产他们需要的东西卖给他们才是。”
当天晚上，省长办公室的秘书们找到我，要我“详细”谈谈上午所讲的内容，我说：“现在的有钱人想买第二套房，更有钱的想在郊区买别墅；许多人不惜花重金送子女到国外‘留学’；有机会出国的人从国外大量购进高档家电、日用品、奢侈品；……我们为什么不想办法让他们把这些钱花在国内呢？”
两会的最后一个“活动”是安排一些代表和委员同省税务局的头头们座谈关于刚刚开始实施“增值税”的事情，所有代表和委员一致称赞“增值税”“实施得好”，出台得很“及时”，符合“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轮到我发言时，我对着税务局长一下子列出了“增值税”仓促出台实施的“十大不足”，例如“没有考虑农业方面怎么纳税”、“运输费怎么扣缴”、“原库存的材料款怎么扣除”，还有像酒精这类商品重复交纳“消费税”和“增值税”造成企业生意做得越大亏得越大（税务局只知道酒精可以配制酒，不知道还可以配制香水）的问题等等，局长的脸涨红到了脖子根。
过了一会儿，我上卫生间，税务局“办公室主任”跟进来对我说：“你怎么对税法这么熟悉呢？我们一辈子研究税法竟然都还不如你。”
我笑了：“我们双方是一对矛盾的对立体，你们想尽办法多收税，而我们则想尽办法少交一点，这有什么奇怪呢？”
从此，我在政协会里成了有名的“炮筒”，其他委员当面叫我“大炮”，有什么与省领导不同的看法都怂恿我在适当的时候“开炮”。当了十五年的政协委员，开了不止十五次“大炮”。其实我倒是很喜欢“大炮”这个“诨号”，说：“孙中山在革命初期也被人叫做‘孙大炮’，我虽然不及孙中山的万分之一，向他学习是应该的。”
第四十八章 “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