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必以钱重而伤本，工费而利寡，则臣愿言其失，以效愚计。夫钱重者，犹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又公钱重，与铜之价颇等，故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钱轻，禁宽则行，禁严则止，止则弃矣，此钱之所以少也。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在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末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时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事既不行，但敕郡县严断恶钱而已。
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粟丰贱。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者加价回博，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京城钱日加碎恶，鹅眼、铁锡、古文、綖环之类，每贯重不过三四斤。十一载二月，下敕曰："钱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逾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汉备三官之制。永言适便，必在从宜。如闻京师行用之钱，颇多滥恶，所资惩革，绝其讹谬。然安人在于存养，化俗期于变通，法若从宽，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即出钱三数十万贯，分于两市，百姓间应交易所用钱不堪久行用者，官为换取，仍限一月日内使尽。庶单贫无患，商旅必通。其过限辄违犯者，一事已上，并作条件处分。"是时京城百姓，久用恶钱，制下之后，颇相惊扰。时又令于龙兴观南街开场，出左藏库内排斗钱，许市人博换。贫弱者又争次不得。俄又宣敕，除铁锡、铜沙、穿穴、古文，余并许依旧行用，久之乃定。
乾元元年七月，诏曰："钱货之兴，其来久矣，代有沿革，时为重轻。周兴九府，实启流泉之利；汉造五铢，亦弘改铸之法。必令小大兼适，母子相权。事有益于公私，理宜循于通变。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犹虚，卜式献助军之诚，弘羊兴富国之算，静言立法，谅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铸，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所谓于人不扰，从古有经。宜职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所请采铸捉搦处置，即条件闻奏。"二年三月，琦入为相，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二十斤成贯。诏可之。于是新钱与乾元、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寻而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乃抬旧开元钱以一当十，减乾元钱以一当三十。缘人厌钱价不定，人间抬加价钱为虚钱。长安城中，竞为盗铸，寺观钟及铜象，多坏为钱。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绝。京兆尹郑叔清擒捕之，少不容纵，数月间搒)死者八百余人。人益无聊矣。
上元元年六月，诏曰："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况物价益起，人心不安。事藉变通，期于折衷。其重棱五十价钱，宜减作三十文行用。其开元旧时钱，宜一当十文行用。其乾元十当钱，宜依前行用。仍令京中及畿县内依此处分，诸州待进止。"七月敕："重棱五十价钱，先令畿内减至三十价行，其天下诸州，并宜准此。"宝应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钱，一以当二，乾元重棱小钱，亦以一当二；重棱大钱，一以当三。寻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其私铸重棱大钱，不在行用之限。
大历四年正月，关内道铸钱等使、户部侍郎第五琦上言，请于绛州汾阳、铜原两监，增置五炉铸钱，许之。
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言："江淮钱监，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以取铜，兴洛源钱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工用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监，请皆停罢。"从之。贞元九年正月，张滂奏："诸州府公私诸色铸造铜器杂物等。伏以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铸。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器物，则斤直六百余。有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间，钱实减耗。伏请准从前敕文，除铸镜外，一切禁断。"元和三年五月，盐铁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井，差官检覆，实有铜锡。今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每日约二十贯，计一年铸成七千贯，有益于人。"从之。其年六月，诏曰："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壅，货当益贱。故藏钱者得乘人之急，居货者必损己之资。今欲著钱令以出滞藏，加鼓铸以资流布，使商旅知禁，农桑获安，义切救时，情非欲利。若革之无渐，恐人或相惊。应天下商贾先蓄见钱者，委所在长吏，令收市货物，官中不得辄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货易，以求便得。计周岁之后，此法遍行，朕当别立新规，设蓄钱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许有方圆，意在他时行法不贷。又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权其重轻，使条专一。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恐所在坑户，不免失业，各委本州府长吏劝课，令其采铜，助官中铸作。仍委盐铁使条流闻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