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格兰出现在她办公桌前，拎一件运动绒衣，带一顶棒球帽。若不是他肩上背一只旅行包，包上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标签，她会认为他直接从长跑途中来。这人说，好，像个童话故事的结尾。乔红梅说，假如照此结尾，真的就成了很甜的童话。她关掉电脑，纳闷地想，她怎么了?把这人当忏悔神父，还是心理医师?这是不是也是种自淫?
石妮妮在阶梯教室门口叫她：“红梅，出事了！”
她两只胳膊在头顶上乱舞，露出新剃了毛的干净腋窝：“那个密语者昨晚上来了信!”乔红梅叫她讲中文，也不必那样“花腔女高音”。
妮妮告诉她，密语者是个二十岁的小女生！昨晚她对妮妮密语了大半夜，说她害死过一个人。她的五根细长手指紧抓住着红梅的小臂。“我问她，害死的是谁，她到后半夜才把事情大概讲完。”
事情是这样，自称女孩的人在六岁时接受心理医师的催眠疗法，说出一桩****案。心理医师用了两年时间，把女孩在催眠状态下提供的线索拼揍起来，推理和破译，终于诊断出女孩在五岁到六岁之间，连续遭受父亲的***。这段创伤性记忆被女孩完全忘却，又被催眠术复活。这便是女儿把父亲送上法庭的证据。法律诉讼费用使父亲几乎破产，舆论又摧毁了他的名誉。父亲在给女儿留的遗书中，要她明白他是含冤离去的，他们父女是一场迫害的牺牲品。女孩长大以后，渐渐意识到父亲很可能是受冤枉的，童年的她受了心理医师的诱导，而被诱供的证词又经过断章取义的连缀，经过想当然的诠释，得出了一个丑恶的结论。成年后的女孩认为人不可能完全忘却一段巨大创伤（不管弗洛伊德怎样假设人类记忆的抹杀力），假如这样的创伤能被忘却，只能说明它根本就没发生过。乔红梅读完妮妮打印出来的电子信，目光落定在最后的段落上：“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通信。我知道，我使你失望了，因为你的原意并不是要找一位我这样的女友。”失望也是拼错的。少一个字母。她问妮妮，相不相信密语者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孩。石妮妮说她早乱了，不知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她们此刻在操场上。小城的一半人似乎都集中在这里，看一群激进学生烧国旗。离这儿两小时车程的旧金山反战已反了两个月，小城刚刚有这么一个大动作。一个学生用高音喇叭在朗读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词”我有一个梦想”。其他学生已把国旗降下来。这座大学城的公民和其他地方一样，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超重。超重的公民们此刻一声欢呼，警车到了。火同时着起来。
警车包围了人群。一个超重警官和人群中的熟面孔打招呼。学生们领头唱起”再给和平一次机会吧”！
乔红梅心想，密语者此刻在哪里？她回到公寓楼前，草坪上一个人也没有。人们都瞧热闹去了。恰是正午，她听得见自己裙摆在腿上磨擦的声音。她看一眼表，发现一部电梯停在十六层停了已有五分钟，并锁定在那里。另一部挂了检修牌子。楼里所有人都到楼顶去看烧国旗仪式去了。这座安份的小城有看头的热闹不多。她决定爬楼梯。上到七层，她感觉到除了她自己，还有另一只脚，也在登楼。她有意加重步子，又上几格台阶，另一双脚作答似的也上了几格台阶，回音久久不消散。乔红梅感到背上一片刺痒，汗珠如同无数破卵而出的幼虫，一点点拱出头，刹那间已爬满了她全身。她定了定神，大白天她怕什么？但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空旷荒凉的白天。她悄悄往下走，另外那双脚退得更快。她想，怎么成了我追他逃了？她试着悬起两脚，用胳膊撑住扶手往下滑。于是她的速度快了三倍。也许四倍。很快，她和那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她不顾一切地追下去。那双脚倒也机敏，楼梯上留下一串舞蹈碎步。追到一楼，这人就没地方逃了。一楼是一百多米的大堂，搁放着临时接待来访人的三张沙发。乔红梅没想到他（她）会钻进地下车库。她绝不追到车库去，那不是中了计了？车库在多少凶杀电影里做过理想的案发地点？
她走回去，腿软得厉害。走到四楼时，她听见地下车库的铁门响了一声，他（她）又出来了。也是一双疲软的腿，把他（她）拖上台阶。她一点点往上走，他（她）又慢慢地跟上来。
乔红梅在九楼的梯阶上坐下来。再豪华的大厦都有这样阴森的楼梯，一律的无窗，一律的节能灯。灰溜溜的灯终日亮着，照在光秃的水泥台阶上。她坐了一分钟，正要起身，闻到一股大麻的香气。楼里的正人君子被逼迫到这么个没趣的地方来过瘾。刚才的脚步不是冲她来的，不过是个犯瘾的可怜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