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睡到自然醒，心满意足地起了床。照照镜子，一切都好，洗漱完毕，我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打给那个差点被儿子推进河里淹死的父亲。由于他对孩子生活近乎专断的干涉以及不知悔改的态度，我愤而撒手不管了。可是，既然生活还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利，我决定再跟他谈一谈。
有些可惜，不过也是情理之中，我说了十几分钟，这位父亲只回答：“谢谢，我会好好考虑的，给您添麻烦了。”傲慢而自负，就像太阳王路易十四面对他的臣子。
第二个电话，是打给李咏霖的，电话很快接通了，一如平时，他仍是一副感激的口吻：“艾先生，这两天也没时间见你，真对不起，杨洁的事，给你添麻烦了。”
“杨洁情况挺好，李哥你暂时可以安心了。”
“是是，我也听她姐姐念叨来着，多亏了您。您是不是要说评估的事情？那东西，有时间就做，没时间就算了，没关系的。”
评估，是我向当事人或家属提交的一份报告，涉及病人目前阶段的状态评述，与诊断书稍有不同。鉴于杨洁自杀案例的特殊性，以及不去评价自杀者的原则，所以这类东西只能给家属看。
“不，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别的事。”
电话那头，他迟疑了片刻，“是不是该付治疗费了？还是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尽管说。”
“好，李哥，我很关心你现在的处境，所以，如果您有什么烦心的事，也不妨和我谈一谈。”
“谈一谈？”他显然被我弄糊涂了，反问道，“怎么，你是说我也要看病吗？”
“您误会了，我没说您有病。我只是觉得或许您有些地方也会需要帮助。你和杨洁的离婚，是谁先提出的？”
“是我。”他好像有点听明白了，顿了顿，“对不起，我之前太忙了，可能忘了告诉您。是我提出来的。”
“您告诉过我。我只是想说，很多人都把婚姻关系过度简单化了。”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幸福的婚姻，哪怕是平庸的婚姻都是不言而喻的。可任何一段婚姻，一旦面临破裂，其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在旁观者，也就是亲友的眼中，总有一个人是“提出分手的人”，另一方是“接受分手的人”。因而现实生活中，两人同时说拜拜的情况并不常见。
提出分手的人，往往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人。他们需要承担内疚、恐惧和离婚后同样的痛苦（第三者情况除外，不在本案讨论中）；并且，他还会被误解成自私的人，是个“抛弃爱人”的人，他一点儿都不忠诚！总有些人，会落井下石地去打击提出分手的人；即使没有这么残酷，他们也往往会站在接受分手的人的立场上，故意漠视提出者。
到底谁对婚姻最不满？到底谁才是受伤最深的人？谁竭尽所能想让婚姻起死回生？很可笑的是，除不道德的外遇情况外，往往试图挽救婚姻的人，恰恰是大家所说的提出分手的人。当然，提出分手的人，有他的优势。他们已从情感的惊涛骇浪中上了岸，下了决心，不再白费力气挣扎于破裂的感情中；他们可能已经对分手后的事情做了打算。但是，他们仍然最可能是被亲友抛弃的人。
要知道，提出分手的人，也需要支持。
被抛弃的人，能很轻易地从家人朋友那里得到同情，尽管他们可能是婚姻破裂的潜在始作俑者……因为在婚姻最后的战役中，他们被要求离婚，被“抛弃”，因此得到了良心道义和舆论上的最大支持。他们受到格外的关照，总是有人围在身前身后。然而，过度的关照和同情，反而会成为迈向独立新生活的最大阻碍！杨洁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尤其是在她自杀之后，关注杨洁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还包括那个怂恿她找大师的朋友——没准人家也是好意。
然而，离婚的双方其实都是受害者。我试图合理地，不带感情se彩地告诉李咏霖，从离婚到杨洁自杀的前前后后，他始终都是那个没得到支持的人，他还需要尽所能地养家，以及支付生病孩子的巨大开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