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雷尔的法国血液在血管里沸腾，犹如贡布雷的葡萄汁发酵起泡一样，他身在报社的办公室，却认为战争时期呆在办公室里没有出息，所以最终投笔从戎，虽然维尔迪兰夫人竭尽全力说服他留在巴黎。当然，她感到气愤的是，德-康布尔梅先生在他这样年纪仍留在参谋部里，她在谈到任何不去她家的人时说：“这个人是在什么地方想出办法躲起来的？”要是有人断言这个人从第一天起就在第一线，她会毫无顾忌地回答说撒谎，或者也许是她没有弄错的习惯：“完全不是，他没有离开过巴黎，他正在做一件事，这件事几乎和陪一位部长散步一样危险，这话是我对您说的，我对您打包票，我是通过一个看到他的人知道这件事的。”但是，对待那些常客却并非如此，她不愿让他们上前线，认为战争非常“使人烦恼”，会使他们疏远。因此，她进行一切活动使他们留下来，因为这样她将会得到双重的乐趣，一是同他们共进晚餐，二是当他们尚未到达或已经出发之时，使他们对无所事事感到沮丧。不过必须使她的常客同意这种圈套式的安排，她看到莫雷尔硬要这样做感到遗憾，同他谈了很久，但白费力气：“不，您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出力，而且比在前线用处更大。需要的是有用处，真正成为战争的一部分，并参加进去。有些人参加了进去，另一些人则是远离火线工作的军人。而您呢，您参加了进去，请您放心，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会谴责您。”她在不同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不过男人并非如此罕见，她也不必象现在那样以女客为主，如果有一个男人失去了母亲，她就会毫不犹豫地使他相信，他可以继续出席她的招待会而不会有任何不便。“悲伤要放在心里。您如果想去参加舞会（她是不举办舞会的），我会第一个劝您不要去，但在这里，在我星期三的小聚会中或者在一个楼下包厢里，无人会对此感到惊讶。人们十分清楚，您感到悲伤……”现在，男人更加罕见，丧事更加频繁，甚至无须阻止他们出入社交界，战争就足以说明问题。维尔迪兰夫人拼命拉住留下的那些男人。她想要使他们相信，他们留在巴黎对法国更有用处，就象过去她会对他们肯定地说，死者要是看到他们在娱乐会感到更加高兴。不管怎样，她的男客很少；也许她有时后悔自己同德-夏吕斯先生关系破裂，而且已无法重归于好。
但是，如果说德-夏吕斯先生和维尔迪兰夫人不再进行互访，维尔迪兰夫人却继续接待客人，而德-夏吕斯先生则继续寻欢作乐，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有几个无关紧要的小小区别。例如，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戈达尔现在参加招待会时身穿《梦幻岛》中的上校军装，相当象一位海地海军上将的军装，呢料上有一条天蓝色的宽绶带，使人想起“玛利亚的子女们”的绶带；德-夏吕斯先生过去喜爱成年男子，由于他现在所在的城市中成年男子都已销声匿迹，他就象某些法国人一样，那些人喜欢在法国的女人，并住在殖民地里：他迫不得已，先是养成了玩男孩的习惯，后来开始喜欢男孩。
不过，这些特点中的第一个特点相当迅速地消失了，因为据报上说，戈达尔不久便“面对敌人”而死，虽说他没有离开过巴黎，实际上是因年老过于劳累，不久以后维尔迪兰先生也随之而去，他的死只使一个人感到悲伤，据说此人就是埃尔斯蒂尔。我曾以一种可以说完美无缺的观点研究过他的作品。但是，随着年事渐高，他迷信地把自己的作品和曾经为他提供模特儿的社会联系起来；通过印象的炼金术，社会在他的笔下变成了艺术作品，为他提供了公众和观众。他越来越象唯物主义者那样相信，美的显著部分存在于事物之中，所以他先是把埃尔斯蒂尔太太看作他曾在自己的绘画中和一些挂毯中追求过、喜欢过的有点粗俗的美的典型，而维尔迪兰先生的去世，使他看到社会背景，即行将消失的背景——同作为该背景组成部分的时装式样的过时一样迅速——的最后一批残余中的一种随之消失，这种残余可以扶植一种艺术，证明其可靠性，犹如法国大革命在摧毁十八世纪的优雅时，可以使一位游乐图的画家感到难过，或是蒙玛特尔高地和烘饼磨坊的消失，会使雷诺阿感到伤心；但是，维尔迪兰先生的去世，尤其使他看到一双眼睛和一个头脑的消失，它们曾对他的绘画作过最为中肯的评价，他的绘画可以说是以令人喜欢的回忆这种状态存在于它们之中。也许已经出现一些同样喜爱绘画的年轻人，但他们喜爱的是另一种绘画，他们不象斯万那样，不象维尔迪兰先生那样，得到过惠斯勒有关情趣的忠告，得到过莫奈有关真实的建议，这些忠告和建议能使他们正确评价埃尔斯蒂尔。因此，听到维尔迪兰先生的噩耗，埃尔斯蒂尔感到更加孤独，虽说多年来他和维尔迪兰先生并不和睦，对他来说，这犹如他作品中的一点美，随着宇宙中存在的一点对这种美的意识的消失而黯然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