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先生最讨厌人家扰他的早睡和早上吸第一支烟时的小盹儿。他没出声，虽然听清楚了瑞丰的话。
瑞丰又试着说了声：“学生们都到得差不多了。”
蓝东阳发了怒：“到齐了就走吧，紧着吵我干吗呢？”“校长没来，先生只来了一位，怎能走呢？”
“不走就不走！”蓝先生狠命的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摔在地上，把脑袋又钻到被子里面去。
瑞丰楞在了那里，倒好象发楞有什么作用似的。虽然他无聊，无知，他却没有完全丢掉北平人的爱面子。虽然巴结蓝先生是关系着他的前途，他可是不能忍受这样的没礼貌。他愿意作真奴隶，而被呼为先生；虚伪是文化的必要的粉饰！他想放手不管游行这回事了，他的脸面不能就这么随便的丢掉！可是，他又不愿就这么干巴巴的和蓝先生断绝了关系；一个北平人是不妨为维持脸面而丢一点脸面的。他想，他应当平心静气的等蓝先生完全醒清楚了再说。假如蓝先生在完全清醒了之后，而改变了态度，事情就该从新另想一番了。
正在瑞丰这么迟疑不决的当儿，蓝先生的头又从那张永远没有拆洗过的被子里钻了出来。为赶走困倦，他那一向会扯动的鼻眼象都长了腿儿似的，在满脸上乱跑，看着很可笑，又很可怕。鼻眼扯动了一大阵，他忽然的下了床。他用不着穿袜子什么的，因为都穿着呢；他的睡衣也就是“醒衣”。他的服装，白天与夜间的不同只在大衫与被子上；白天不盖被，夜间不穿大衫，其余的都昼夜不分。
下了床，他披上了长袍，又点上一支烟。香烟点好，他感觉得生活恰好与昨晚就寝时联接到一块——吸着烟就寝，吸着烟起床，中间并无空隙，所以用不着刷牙漱口洗脸等等麻烦。
没有和瑞丰作任何的商议，蓝先生发了话：“集合！”“这么早就出发吗？”瑞丰问。
“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呢！有诗感的那一秒钟便是永生，没有诗的世纪等于零！”东阳得意的背诵着由杂志上拾来的话。
“点名不点？”
“当然点名！我好惩办那偷懒不来的！”
“要打校旗？”
“当然！”
“谁喊口令？”
“当然是你了！你想起什么，作就是了！不必一一的问！”东阳的脾气，在吃早点以前，是特别坏的。
“不等一等校长？”
“等他干吗？”东阳右眼的黑眼珠猛的向上一吊，吓了瑞丰一跳。“他来，这件事也得由我主持！我，在，新，民，会，里！”这末几个字是一个一个由他口中象小豆子似的蹦出来的，每蹦出一个字，他的右手大指便在自己的胸上戳一下。他时常作出这个样子，而且喜欢这个样子，他管这叫作“斗争的姿态”。
瑞丰有点摸不清头脑了，心中很不安。不错，他的确是喜欢热闹，爱多事，可是他不愿独当一面的去负责任，他的胆子并不大。立在那里，他希望蓝先生同他一道到操场去集合学生。他不敢独自去。可是，蓝先生仿佛把事情一总全交给了瑞丰；对着唇间的烟屁股，他又点着了一支烟；深深的呼了一口，他把自己摔倒在床上，闭上了眼。
瑞丰虽然不大敢独自去集合学生，可也不敢紧自麻烦蓝先生。看蓝先生闭上了眼，他觉得只好乖乖的走出去，不便再说什么。事实上，蓝东阳的成功，就是因为有象瑞丰这样的人甘心给他垫腰。蓝先生并没有什么才气——不论是文学的，还是办事的。在他没有主意的时候，他会发脾气，而瑞丰这样的人偏偏会把这样的发脾气解释成有本事的人都脾气不好。在他的几年社会经验中，蓝先生没有学会了别的，而只学到：对地位高的人要拚命谄媚——无论怎样不喜欢捧的人也到底是喜欢捧！对地位相同和地位低的人要尽量的发脾气，无理取闹的发脾气。地位相同的人，假若因不惹闲气而躲避着他，他便在精神上取得了上风。对比他地位低的人，就更用不着说，他的脾气会使他的地位特别的凸出，倒好象他天生的应当是太子或皇帝似的。
瑞丰把校旗和点名簿都找出来。几次，他想拿着点名册子到操场去；几次，他又把它们放下。事前，他绝对没有想到领队出去会是这么困难。现在，他忽然的感觉到好多好多足以使他脊骨上发凉的事——假若他拿着校旗到操场去而被学生打骂一顿呢！假若到了天安门而日本人开了机关枪呢！他的小干脑袋上出了汗。
他又找了蓝先生去。话是很难编造得精巧周到的，特别是在头上出着汗的时候。可是他不能不把话说出来了，即使话中有揭露自己的软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