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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瞄准金字塔顶端声势浩大的进攻中，被声援的一方其实仅有一个模糊的影子——被冤屈的“她”，就等同于“我们”，但事实是否如此？是否可能有更多未发言的人，还处在银幕上和观众席之外？ 这两部电影之迥异，甚至反映在截然不同的造景上，因为空间最和阶级有关。提出“第三空间”（Third Space）理论的爱德华•索雅，就主张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物质形成、媒介与结果。在《毒舌律师》中，曾洁儿的住所是独门独院，即使在罪案后尘封两三年，也整洁如样板房，更体现出她是富人的金丝雀。 《正义回廊》里唐文奇的寓所则狭窄、破旧。随着犯罪现场被双方不同的供述来回还原，张显宗的父母数次出入这间房间，他们对空间的评价也反复出现：“这里楼龄有多少年了？又霉又烂的。阳光倒是充足，又西斜，窗框又烂。”极富象征性地，这成为了他们在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这间被嫌弃的破旧房间，也成为他们的丧命之处。 从描写边缘人沦落与犯罪的角度，《正义回廊》更让我想到几年前的《踏血寻梅》。这部影片对于新移民边缘处境的展示全部凝结于细节中：沦落风尘以获取的耳环和高跟鞋在生命的最后摘下脱下、一再被同伴纠正的“M记”的发音和被家人警告不要说的冷水江话、朗读的《圣经》中向往天堂、闪回里数年前刚下火车到香港时的一派天真模样…… 另一边，《踏血寻梅》里的杀人者是本地的送货工人，亦挣扎在社会底层。一个细节是，在送货时，收货单位拒绝他使用厕所。好像排泄自由总和最底层的尊严相关，一如《正义回廊》中关于唐文奇失禁的描述。他供述自己杀死女主角的原因：“我不讨厌女人，我讨厌人，所以我不希望她是人。” 在被异化的视角里，人间与地狱已无分别。谋杀不仅是恨的发泄，还可能代表着清洗和解脱，甚至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代表爱。所以《正义回廊》的张显宗反反复复地幻想化身希特勒：“如果我在希特勒的时代，我也会做希特勒的事。” 回到文章开头说的，关于《毒舌律师》的一种共识是“满足了社会情绪”。这种社会情绪是《毒舌律师》和《正义回廊》共同的出发点和回归处。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社会情绪？ 黄子华讲栋笃笑时，曾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段子： “过去香港十年里，大约有四次金融风暴，我四次都中招。如果在以前，各位，我肯定我一定是一个忠臣，如果不是，我怎么会在十年间被人抄四次家？我是忠到和屈原是一类人了，不投河都没有用了。 现在我的座右铭是什么？‘输少当赢’。不要误会，不是输少一点就当做是赢。而是‘输剩少少，都当是赢’。” 黄子华能走红确实是有原因的，他真是港人的“嘴替”。“输剩少少，都当是赢”，就是一种特别本地化的哲学，带着自嘲的实用主义和乐观，像发源于上世纪70年代、强调拼搏不屈的“狮子山精神”在新世代的变体。拼搏不屈的背面是刻苦耐劳。凭借这一招，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系统性的不公，都能在这个波诡云谲的时代里一一挨过。 时间来到2023年。《毒舌律师》和《正义回廊》，恰好就代表了两种面对当下的不同态度：前者召唤一场大胜，让观者酣畅淋漓地感受在现实中难以复刻的惩恶扬善，哪怕代价是抹平细节、对灰色地带视而不见；后者抱着更为晦暗的态度，迷惘于系统的不可靠和真相的不可测，并强调悲剧不只发生在公堂之上的两位被告人之间。 或许，要帮助全社会更稳定地面对生活、更清醒地认知现实，也需要兼有前者的振奋和打鸡血的希望，与后者的悲观和直面不堪的强心脏。所以我说，这两部电影的前后脚上映，形成了一种可能超出创作者预期的巧妙互文。 最近一段时间，每次我看完新上映的港片（如《七人乐队》《风再起时》），都会想到《金鸡》，并为《金鸡》的“难再得”而深深遗憾。这部吴君如主演的喜剧，是我心中对于香港精神的最佳诠释。既是浪漫又是残酷，既是渺小又是伟大。在悲喜交加之间，这是一部真正属于香港普通人的传奇。 但看完《毒舌律师》和《正义回廊》——这两部在我这里都谈不上满分的作品——我的遗憾却释怀了一些。至少本土的新一代影人们还在顽强地拍电影。用自己的方式，在现实允许的情况下，说出对香港的理解。这些理解是彼此迥异但完整自洽的。因此，我反倒感到一种文本之外的振奋。 振奋于这还是“输少当赢”的一代。他们“输剩少少”的手里，还攥着写故事的笔。也像艾柯在《悠游小说林》的末尾写的： “我们终生都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何出生，为何而活。有时我们寻找的是一个广大无垠的宇宙故事，有时则是我们个人的故事（我们向告解神父或心理分析师倾诉，或写在日记里的故事）。有时我们的个人故事和宇宙故事如出一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