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陀在大赤包背后看了两把歪脖子胡，轻轻的溜出去。他去找程长顺。
生活的困苦会强迫着人早熟。长顺儿长了一点身量，也增长了更多的老气，看着很象个成人了。自从小崔死后，他就跟丁约翰合作，作了个小生意。这个小生意很奇特而肮脏。丁约翰是发现者。在英国府，他常看到街上一大车一大车的往日本使馆和兵营拉旧布的军服。军服分明是棉的，因为上下身都那么厚墩墩的。可是，分量很轻，每一车都堆得很高，而拉车的人或马似乎并不很吃力。这引起他的好奇心。他找了个在日本军营作工友的打听打听。那个工友是他的朋友——在使馆区作工友的都自成一帮——可是不肯痛痛快快的告诉他那到底是怎回事。丁约翰，身为英国府的摆台的，当然有些看不起在日本军营作工友的朋友，本想扬着脸走开，不再探问。可是，福至心灵，他约那个朋友去喝两杯酒。以一个世袭基督教徒而言，他向来反对吃酒；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只好对上帝告个便。
酒果然有灵验，三杯下去，那个朋友口吐了真言。那是这样一回事：日本在华北招收了许多伪军，到了冬天当然要给他们每人一身棉军衣。可是，华北的棉花已都被日本人运回国去，不能为伪军再运回来。于是日本的策士们埋头研究了许多日子，发明了一种代用品。这种代用品无须用机器造，也无须在上海或天津定做，而只需要一些破布与烂纸就能作成。这就是丁约翰所看到的一车一车的军衣。这种军衣一碰就破，一湿就瘫；就是在最完好的时候，穿上也不挡寒。虽然如此，伪军可是到底得着了军衣——日本人管它叫作军衣，它便是军衣。
这批军衣的承做者是个日本人。日本人使馆的工友们贿赂了这日本人，取得了特权去委托他们自己的亲友制作。那位朋友也便是得到特权的一个。
丁约翰向来看不起日本人，不为别的，而只为他自己是在英国府作事——他以为英国府的一个仆人也比日本使馆的参赞或秘书还要高贵的多。对于这件以烂纸破布作军服的事，从他的基督徒的立场来说，也是违反上帝的旨意的，因为这是欺骗。无论从哪方面看吧，他都应该对这件事不发生兴趣，而只付之一笑。但是，他到底是个人；人若见了钱而还不忘了英国府与上帝，还成为人么？他决定作个人，即便是把灵魂交给了魔鬼。况且他觉得这样赚几个钱，并不能算犯罪，因为他赚的是日本人的钱。至于由他手里制造出那种军服的代用品，是否对得起那些兵士们，他以为无须考虑，因为伪军都是中国人，而他是向来不把中国人放在心上的。
整花了十天的工夫，他和那个朋友变成了莫逆。凡是该往冠家送的黄油，罐头，与白兰地，都送到那个朋友的家中去。这样，他分到了一小股特权，承办一千套军衣。得到这点特权之后，他十分虔敬的作了礼拜，领了圣餐，并且献了五角钱，（平日作礼拜，他只献一角，）感谢上帝。然后，他决定找长顺合作，因为在全胡同之中只有长顺最诚实，而且和他有来往。
约翰的办法是这样的：他先预支一点钱，作为资本。然后，他教长顺去收买破布，破衣服，和烂纸。破衣服若是棉的，便将棉花抽出来，整理好再卖出去。卖旧棉花的利钱，他和长顺三七分账；他七成，长顺三成。这不大公平，但是他以为长顺既是个孩子，当然不能和一个成人，况且是世袭基督徒，平分秋色。把破布破衣服买来，须由长顺洗刷干净，而后拼到一块——“你的外婆总会作这个的，找小崔寡妇帮帮忙也行；总之，这是你的事，你怎办怎好。”拼好了破布，把烂纸絮在里面——“纸不要弄平了，那既费料子，又显着单薄，顶好就那么团团着放进去，好显出很厚实；分量也轻，省脚力。”絮好，粗枝大叶的一缝，再横竖都“行”上几道，省得用手一提，纸就都往下面坠，变成了破纸口袋。“这些，”约翰恳切的嘱咐：“都由你作。你跑路，用水，用针线，干活儿，我都不管；每套作成，我给你一块钱。一千套就是一千块呀！你可是得有账。我交给你多少钱，用了多少钱——只算买材料哟，车钱，水钱什么的，都不算哟！——你每天要报账；我不在家，你报给我太太听。账目清楚，军衣作得好，我才能每套给你一块钱；哪样有毛病，我都扣你的钱，听明白了没有？我是基督徒，作事最清楚公道，亲是亲，财是财，要分得明明白白！你懂？”这末两个字是用英文说的，以便增加言语的威力。
没详细考虑，程长顺一下子都答应了。他顾不得计算除了车钱，水钱，灯油钱，针线钱，一块钱还能剩下多少。他顾不得盘算，去收买，去整理，去洗刷，去拼凑，去缝起，去记账，要出多少劳力，费多少时间。他只看见了远远的那一千元。他只觉得这可以解决了他与外婆的生活问题。自从留声机没人再听，外婆的法币丢掉之后，他不单失了业，而且受到饥寒的威胁。他久想作个小生意，可是一来没有资本，二来对什么都外行，他不肯冒险去借钱作生意，万一舍了本儿，他怎么办呢？他是外婆养大的，知道谨慎小心。可是，闲着又没法儿得到吃食，他着急。半夜里听到外婆的长吁短叹，他往往蒙上头偷偷的落泪。他对不起外婆，外婆白养起他来，外婆只养大了一个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