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衡气岸高雅，论事有风彩，群邪恶之。尤为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将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计沮之，以离其宠。有狄兼谟者，梁公仁杰之后，时为襄阳从事。楚乃自草制词，召狄兼谟为拾遗，曰："朕听政余暇，躬览国书，知奸臣擅权之由，见母后窃位之事。我国家神器大宝，将遂传于他人。洪惟昊穹，降鉴储祉，诞生仁杰，保佑中宗，使绝维更张，明辟乃复。宜福胄胤，与国无穷。"及兼谟制出，儒衡泣诉于御前，言其祖平一在天后朝辞荣终老，当时不以为累。宪宗再三抚慰之。自是薄楚之为人。然儒衡守道不回，嫉恶太甚，终不至大任。寻正拜中书舍人。时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诰，儒衡深鄙之。会食瓜阁下，蝇集于上，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气自若。迁礼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六。
郑余庆，字居业，荥阳人。祖长裕，官至国子司业，终颍川太守。长裕弟少微，为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于当时。父慈，与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
余庆少勤学，善属文。大历中举进士。建中末，山南节度使严震辟为从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忧罢。贞元初入朝，历左司、兵部员外郎，库部郎中。八年，选为翰林学士。
十三年六月，迁工部侍郎，知吏部选事。时有玄法寺僧法凑为寺众所，万年县尉卢伯达断还俗，后又复为僧，伯达上表论之。诏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张彧、大理卿郑云逵等三司，与功德使判官诸葛述同按鞫。时议述胥吏，不合与宪臣等同入省按事。余庆上疏论列，当时翕然称重。
十四年，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余庆通究《六经》深旨，奏对之际，多以古义傅之。与度支使于〈丕页〉素善，每奏事余庆皆议可之。未几，〈丕页〉以罪贬。时又岁旱人饥，德宗与宰臣议，将赈给禁卫六军。事未行，为中书吏所泄，余庆贬郴州司马，凡六载。顺宗登极，征拜尚书左丞。
宪宗嗣位之月，又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几，属夏州将杨惠琳阻命，宰臣等论奏，多议兵事。余庆复以古义上言，夏州军士皆仰给县官，又有"介马万蹄"之语。时议以余庆虽好古博雅而未适时。有主书滑涣，久司中书簿籍，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情通。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令涣达意，未尝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郑絪皆姑息之。议者云佑私呼为滑八，四方书币赀货，充集其门，弟泳官至刺史。及余庆再入中书，与同僚集议。涣指陈是非，余庆怒其僣，叱之。寻而余庆罢相，为太子宾客。其年八月，涣赃污发，赐死。上浸闻余庆叱涣事，甚重之，乃改为国子祭酒，寻拜河南尹。三年，检校兵部尚书，兼东都留守。六年四月，正拜兵部尚书。
余庆再为相，罢免皆非大过，尤以清俭为时所称。洎中外践更，郁为耆德，朝廷得失，言成准的。时京兆尹元义方、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坦，皆以勋官前任至三品，据令合立门戟，各请戟立于其第。时义方以加上柱国、坦以前任宣州观察使请戟。近代立戟者，率有银青阶，而义方只据勋官，有司不详覆而给之，议者非之，台司将劾而未果。会余庆自东都来，发论大以为不可。由是，台司移牒诘礼部，左司郎中陆则、礼部员外崔备皆罚俸，夺元、卢之门戟。
余庆受诏撰《惠昭太子哀册》，其辞甚工。有医工崔环，自淮南小将为黄州司马。敕至南省，余庆执之封还，以为诸道散将无故授正员五品官，是开侥幸之路，且无阙可供。言或过理，由是稍忤时权，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还宫，关辅有怀光、吐蕃之虞，都下惊忧，遂诏太常集乐去大鼓。至是，余庆始奏复用大鼓。
九年，拜检校右仆射，兼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三岁受代。
十二年，除太子少师。寻以年及悬车，请致仕，诏不许。时累有恩赦叙阶，及天子亲谒郊庙，行事官等皆得以恩授三品五品，不复计考，其使府宾吏，又以军功借赐命服而后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绿者甚少，郎官谏官有被紫垂金者。又丞郎中谢洎郎官出使，多赐章服，以示加恩。于是宠章尤滥，当时不以服章为贵，遂诏余庆详格令，立制条，奏以闻。
十三年，拜尚书左仆射。自兵兴以来，处左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余庆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宪宗以余庆谙练典章，朝廷礼乐制度有乖故事，专委余庆参酌施行，遂用为详定使。余庆复奏刑部侍郎韩愈、礼部侍郎李程为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陈珮、刑部员外郎杨嗣复、礼部员外郎庾敬休，并充详定判官。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咸有损益焉。改凤翔尹、凤翔陇节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