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等他病好，趁他卧病在床，正是大好机会。她从东阳那儿弄来的钱，早已换成金银藏到娘家去了。可是东阳一死，谁敢保日本人不会到她娘家去搜呢？要走就得快，跑得远远的。马上走，不但能保住她存在娘家的东西，还能把东阳身边的细软也带走。
有了金子，她也许就能跑到上海，或者南京那些大地方去，凭她这些年跟着大赤包和东阳学来的一身本事，还不能另起炉灶，大干一场？
不能老这么犹犹豫豫的，她得赶快动手，趁东阳不死不活地躺在床上，赶紧把细软敛到娘家去，然后拿上东阳的图章，把他在银行里存的现款卷个精光。
就这么着，她把最值钱的东西和现钱带在身边，把笨重的东西存在娘家，一溜烟上了天津。
菊子跑了，东阳并不留恋。如今天下大乱，一口袋白面就能换一个大姑娘，胖菊子算个什么！他喜欢胖娘们，要是女人按分量计价，他也可以用两袋子白面换一个更肥的来。
不过，等他发现菊子把他的钱财拐跑了，他两只眼珠一齐往上吊，足足半个钟头没缓过气来。虽说屋子里的东西没动，银行里也还有背着菊子的存款，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安慰他。
东阳真的病重了。焦躁，寒冷，恐惧，打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他忽冷忽热，那张绿脸，一会儿灰，一会儿紫。发冷的时节，那副黄牙板，一个劲儿地直磕打。他想好好盘算盘算，可是，一股透心凉的寒气，逼得他没法集中思想。他想来想去，摆脱不开一个死字。
猛地，他又全身发热，脑子里乱哄哄的，象一大群蝗虫嗡嗡地猛袭了来。稍一清醒，他就大声叫唤：“我不想死，给我钱，上日本去——。”
日本大夫又来了，东阳吃了点儿药，迷迷糊糊地睡了。他的脑子静不下来，觉也睡不踏实。他放不下钱和菊子。东阳病得久了，上头又派了个校长到铁路学校来。
要是往常，瑞宣就该考虑按规矩辞职。可是这一回，他连想也没想仍然照常到校上课。只要新校长不撵，他就按瑞全的意思，照旧教他的书。要是新校长真不留他，到时候再想办法对付。
新校长是个中年人，眼光短浅，不过心眼儿不算坏。虽说这个位置是他费了不少力气运动来的，他倒并不打算从学生身上榨油，也不想杀学生的头。他没撤谁的职。瑞宣就留了下来。
对于瑞宣说来，这份差事之可贵，不在于有了进项，而是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对祖国，对学生尽尽心。他逐字逐句给学生细讲——释字义，溯字源，让学生对每一个字都学而能用。除了教科书，还选了不少课外读物。他精心选出的那些文学教材，都意在激起学生的爱国热忱，排除他们的民族自卑感。他装作漫不经心地选了一些课外读物，仿佛只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这样做起来，即使学生中有个把隐藏的特务，也不容易挑出他的毛病。
最难的是出作文题。根据他的教学原则，他不愿意给学生出些空空洞洞的题目，让学生作起来，只能拿“人生于世……”开头，然后咬着毛笔杆，怎么也想不起下句该写什么。但他又不能出些与时事相关的大题目。要是他胆敢在黑板上写点什么跟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他马上就会给抓起来。为了避免空洞，也为了不被抓起来，他出的题目总得跟课文沾上边。这样的题目学生有话可说，他也能从而了解学生的反应。
改作文卷子的时候，他总是兴高采烈。很多学生的作文说明，他们不但理解他的苦心，而且还小心翼翼地向他倾诉了压在心底的痛苦。批改作文原是件枯燥无味的事，现在倒成了他的欢乐。他简直是在用隐语在和一群青年人对话。
他特别注意那些可疑的学生，观察他们是不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
使他高兴的是，有一两个汉奸家庭的子弟，观点和他们父亲的截然不同。有了这个发现，他反躬自省，觉得自己以前过于悲观了。他原以为，北平一旦被日本人占领，就会成为死水一潭。他错了。
他决定让小顺儿去上学，没时间自个儿教。现在他看清了，学校里的老师并不象他原来想的那么软弱无能。
东阳躺在床上，冷一阵热一阵受煎熬的时候，冬天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北平。这一冬，冻死了许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乍起的春风，还没拿定主意到底该怎么个刮法。它，忽而冷得象冰，把墙头上的雪一扫而光；忽而又暖烘烘的，带来了湿润的空气，春天的彩云。古老城墙头上的积雪也开始融化，雪水渗进城墙缝里。墙根下有了生机。浅绿的小嫩草芽儿，已经露了头。白塔的金刹顶，故宫的黄琉璃瓦，都在春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可是，忽然间又来了冰冻，叫人想起寒冷的隆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