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2000年12月17日过世，他离世后直到今天，我依然收到他送我的礼物。
1998年10月，爸爸的左耳下突然肿了起来，起先觉得是牙周病，后来以为是耳鼻喉的问题，最后才怀疑是淋巴瘤。在此之前，爸爸一向是家中最健康的，烟酒不沾、早睡早起。
由于淋巴散布全身的特性，淋巴瘤通常是不开刀，而用化学治疗的。但爸爸为了根治，坚持开刀。七小时后被推出来，上半身都是血。由于麻药未退，他在混沌中微微眨着眼睛，根本认不出我们。
手术后进行化学治疗，爸爸总是一个人，从忠孝东路坐车到台大医院，打完了针，还若无其事地走到重庆南路吃牛肉面。化疗的针打进去两周后，白细胞降到最低，所有的副作用，包括疲倦、呕吐等全面进攻，他仍然每周去验血，像打高尔夫球一样勤奋。
但这些并没有得到回报，肿瘤复发，化疗失败，放射线治疗开始。父亲仍神采奕奕，相信放射线是他的秘密武器。一次他做完治疗后，跑到百货商店。回家后我问他买了什么，他高兴地拿出来炫耀，好像刚刚买了一个皮包。“因为现在脖子要照放射线，所以我特别去买了一件夹克，这样以后穿衣服就不会碰到伤口。”傍晚七点，我们坐在客厅，我能听到邻居在看娱乐新闻，爸爸自信地说：“算命的曾经告诉我，我在七十岁之后还有一关要过，但一定过得去。过去之后，八十九十，就一帆风顺了。”他闭上眼、欣慰地微笑。
1999年4月，爸爸生病半年之后他中风了。带着麻痹的半身，我们住进复健病房，肿瘤的治疗不得不暂停。
癌症或中风其中之一，就可以把有些人击垮。但爸爸跟两者缠斗，始终意气风发。他甚至有兴趣去探索秘方，命令我到一名中医处求医：“我听说他的药吃三次，中风就会好！”复健、化疗、求秘方，甚至这样他还嫌不够忙，常常帮我向女复健老师要电话，“她是台大毕业的，我告诉她，你也是台大的，这样你们一定很配。”
我还没有机会跟复健师介绍自己，他的肿瘤又复发了。医师不建议我们再做化疗或电疗，怕再次引起中风。“那你们就放弃？”我质问。医师说：“不是这么讲，不是这么讲……”
我知道我的质问无理，但我只是希望有人能解释这一年的逻辑。从小到大，我相信：只要我做好事，就会有回报。只要我够努力，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结果呢？那么好的一个人，那么努力地工作了一生、那么健康地生活、那么认真地治疗，我们到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全家人给他最好的照顾，他自己这么痛苦，结果是什么？结果都是胡话！
“还有最后一种方法，叫免疫疗法。还在试验阶段，也是打针，医保不给付，一针一万七。”
免疫疗法失败后，爸爸和我们都每况愈下。2000年6月，他再次中风，开始用呼吸器和咽喉管呼吸，也因此无法再讲话。他瘦到五十公斤。我们开始用文字交谈，他左手不稳、字迹潦草，我们看不懂他写的字。久了之后，他也不写了。中风患者长期卧床，每四小时要拍背抽痰一次。夜里他硬生生地被我们叫醒，侧身拍背。他的头靠在我的大腿上，口水沾湿了我的裤子。拍完后大家回去睡觉，他通常再也睡不着。夜里呼吸器运转不顺突然哔哔大叫，我们坐起来，黑暗中最明亮的是他孤单的眼睛。
直到最后，当他卧床半年，身上插满鼻胃管、咽喉管、心电图、氧气罩时，爸爸还是要活下去的。当我握着他的手，替他按摩时，他会不断地点着我的手掌，像在打密码似的说：“只要过了这一关，八十九十，就一帆风顺了。”
爸爸过世让我学会三件事。
第一件叫“perspective”，或是“视野”，意思是看事情的角度，就是把事情放在整个人生中来衡量，因而判断出它的轻重缓急。好比说小学时，我们把老师的话当圣旨，相信的程度超过相信父母。大学后，谁还会在乎老师怎么说？因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事情真正的重要性就清楚了。在忠孝东路四段，你觉得每一个红灯都很烦、每一次街头分手都是世界末日，但从飞机上看，你肝肠寸断的事情小得像鸟屎，少了你一个人世界并没有什么损失。我的视野是爸爸给我的。我把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挫折加起来，恐怕都比不上他在医院的一天。如果他在肿瘤和中风的双重煎熬下还要活下去，那么我碰到人生任何困难又有什么埋怨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