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暗角(4)

　　但是回避显然不是办法。既然历史上那么多高贵的灵魂一直被这团阴影罩住而欲哭无泪，既然我们民族无数百姓被这堆污浊毒害而造成整体素质的严重下降，既然中国在人文领域曾经有过的大量精雅构建都已被这个泥淖搞脏或沈埋，既然我们好不容易重新唤起的慷慨情怀一次次被这股阴风吹散，既然我们不仅从史册上、而且还能在大街上和身边经常看到这类人的面影，既然过去和今天的许多是非曲直还一直被这个角落的嘈杂所扰乱，既然我们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一想起社会机体的这个部位就情绪沮丧，既然文明的力量在与这种势力的较量中常常成不了胜利者。既然直到下世纪我们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还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暗礁，既然人们都遇到了这个梦魇却缺乏人来呼喊，既然呼喊几下说不定能把梦魇暂时驱除一下，既然暂时的驱除有助于增强人们与这团阴影抗衡的信心，那么，为什么要回避呢？

　　我认为，小人之为物，不能仅仅看成是个人道德质量的畸形。这是一种带有巨大历史必然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值得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共同注意。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的充分呈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专制和社会下层的低劣群体的微妙结合。结合双方虽然地位悬殊，却互为需要，相辅相成，终于化合成一种独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态方式。

　　封建人治专制隐密多变，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们既能诡巧地遮掩隐密又能适当地把隐密装饰一下昭示天下，既能灵活地适应变动又能庄严地在变动中翻脸不认人，既能从心底里蔑视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统治者的心绪和物欲洗刷成光洁的规范。这一大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断能力，周密的联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却万万不能有稳定的社会理想和个人品德。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对一种体制性需要的填补和满足。

　　《史记》中的〈酷吏列传〉记述到汉武帝的近臣杜周，此人表面对人和气，实际上坏得无可言说。他管法律，只要探知皇帝不喜欢谁，就千方百计设法陷害，手段毒辣；相反，罪大恶极的犯人只要皇帝不讨厌，他也能判个无罪。他的一个门客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他反诘道：“法律谁定的？无非是前代皇帝的话罢了，那么，后代皇帝的话也是法律，哪里还有什么别的法律？”由此可见，杜周固然是糟践社会秩序的宫廷小人，但他的逻辑放在专制体制下看并不荒唐。

　　杜周不听前代皇帝只听后代皇帝，那么后代皇帝一旦更换，他又听谁呢？当然又得去寻找新的主子仰承鼻息。照理，如果有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行政构架，各级行政官员适应多名不断更替的当权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习惯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恶斗的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次主子的更换就意味着对以前的彻底毁弃，意味着自身官场生命的脱胎换骨，而其间的水平高下就看能否把这一切做得干脆利落、毫无痛苦。闭眼一想，我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五代乱世的那个冯道，不知为什么我会把他记得那么牢。

　　冯道原在唐闵帝手下做宰相，公元九三四年李从珂攻打唐闵帝，冯道立即出面恳请李从珂称帝，别人说唐闵帝明明还在，你这个做宰相的怎么好请叛敌称帝？

　　冯道说：我只看胜败，“事当务实”。果然不出冯道所料，李从珂终于称帝，成了唐末帝，便请冯出任司空，专管祭祀时扫地的事，别人怕他恼怒，没想到他兴高采烈地说：只要有官名，扫地也行。

　　后来石敬瑭在辽国的操纵下做了“儿皇帝”，要派人到辽国去拜谢“父皇帝”，派什么人呢？石敬瑭想到了冯道，冯道作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办妥了。

　　辽国灭晋之后，冯道又诚惶诚恐地去拜谒辽主耶律德光，辽主略知他的历史，调侃地问：“你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老东西呢？”冯道答到：“我是一个无纔无德的痴顽老东西。”辽主喜欢他如此自辱，给了他一个太傅的官职。

　　身处乱世，冯道竟然先后为十个君主干事，他的本领自然远不止是油滑而必须反复叛卖了。被他一次次叛卖的旧主子，可以对他恨之入骨却已没有力量惩处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说的信奉“事当务实”的人，只取他的实用价值而不去预想他今后对自己的叛卖。因此，冯道还有长期活下去不断转向、叛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