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开。鲧障洪水，九年无功，禹得《洪范》五行之书，知水润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则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势而疏决尔。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夺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
横陇湮塞已二十年，商胡决又数岁，故道已平而难凿，安流已久而难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
臣伏思国家累岁灾谴甚多，其于京东，变异尤大。地贵安静而有声，巨嵎山摧，海水摇荡，如此不止者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虚发。臣谓变异所起之方，尤当过虑防惧，今乃欲于凶艰之年，聚三十万之大众于变异最大之方，臣恐灾祸自兹而发也。况京东赤地千里，饥馑之民，正苦天灾。又闻河役将动，往往伐桑毁屋，无复生计。流亡盗贼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罢，用安人心。
九月，诏："自商胡之决，大河注金堤，浸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东饥，故未兴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议欲纳水入六塔河，使归横陇旧河，舒一时之急。其令两制至待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同详定。"
修又上疏曰：
伏见学士院集议修河，未有定论。岂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臣愚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缪。今谓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复之势，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开，而恩、冀之患，何为尚告奔腾之急？此则减水未见其利也。又开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复横陇故道。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顾其害如何？此臣故谓近乎欺罔之缪也。
且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臣不敢广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
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
昨议者度京东故道功科，但云铜城已上乃特高尔，其东比铜城以上则稍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以东地势斗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陇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可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者而为之，犹愈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
又商胡初决之时，欲议修塞，计用梢芟一千八百万，科配六路一百余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则必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所计工费甚大，其后李参减损，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尺，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
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其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陇之比，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
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