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芙蓉年谱（1964年--1969年）(2)

    “么事，说吧。”

    “我们是专署和县里派来采访你的，想请你谈谈你这些年做的工作。”

    “工作？不就是做田么。”

    “做田也是革命工作。请你谈谈为什么做田，怎样做田。”

    “怎样做田有什么好说，莳田、插秧、薅草、割谷，哪个不晓得？为什么做田呢，还不是为嘴么，我们这里分口粮是‘人七劳三’，不出工就只能分人口粮

    干部们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想请你说说思想认识。”

    李芙蓉忽然打住。她人活泛，脑子转得快，立刻悟到刚才这番话算不得“思想认识”，“思想认识”是干部们开会说的话。她闷着头想了想，却不能想出几句能连得起的这一类话，不由得恨自己开会总是纳鞋底。很慌张的时候她看见了敞开的门板上已经开始缺角的春联，便脱口念出：

    “站在家门口，望到天安门。”“好。”

    找到李芙蓉之前，专、县干部先听了公社的介绍，了解到一个情况：每年春荒回供粮有限，但李芙蓉家的米饭总能吃得接上新谷。这跟李芙蓉有关系，因为是她做饭。这个情况使来总结经验的干部们很振奋。专员的意思是把李芙蓉这个典型树立起来。

    李芙蓉的经验很简单，每次量好了米，下锅前又临时抓出几把。

    “几把？”干部们迅速地在本子上记着，突然停下，笔尖还啄在本子上。

    “三把吧。”李芙蓉翻翻眼睛，搓了一下开始结壳的泥脚。

    这条经验正式见报时标题是《节约三把米，打倒帝修反》。在李芙蓉后来的讲用稿里，每一把米又分别有自己的任务：一把打倒帝国主义；一把打倒修正主义；一把打倒各国反动派。

    正值全国推行瓜菜代，报纸上大声疾呼饱食有害：有了一个节食的法子，并且这个法子还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在里面，当然就引起了广泛注意。

    李芙蓉先是上县，然后是越过专署上省介绍经验，然后又直接从省里去了北京。回来的时候，就再不是先前的“黄毛”了。

    在镇上，这件事怕只有传说中的乾隆下江南宠幸李八碗先人可以相比了。李芙蓉从北京回来的那天，镇上以及李八碗全乡的人，挤在镇政府的院子里外，密密实实的人堆里透不出一丝风。那天天气好，太阳很毒，好多人支持不了多久就晕倒在地上。好几个伢子从墙头上跌下来，掉到人头上的惹一顿臭骂，掉到白地上的竟折了手，脱了脚腕子。跌只管跌，没有跌过的人又前仆后继地攀上去。事过之后，镇政府光修复院墙就花了好几百块钱。

    李芙蓉是由县委书记、县长陪着，用吉普车从县城送到镇上来的。她从车门里钻出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失望。一个又瘦又细的黄毛，这样走运，只怕是天瞎了眼。

    不服没有用。李芙蓉这一回真正是成了器的。她一开口，声音就像从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小的人怎么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这就是气足，是得了真脉的。几个老儿窃窃私议，遂把李芙蓉视作奇人。在镇上，这些人说话是最作得数的。

    李芙蓉站在镇政府的台阶上，对着涌涌动动的人潮不停地摆着两只高高举起的手。隔了几层，人们就不能看到她的身子、脸，就只能看到那双划来划去的手。那手，是毛主席握过的手所握过的手。

    李芙蓉先是当镇上的妇女主任，不久就当了镇长。开始，干部里有些人心里颇不以为然，总想等着捡她的过，看她的笑话，慢慢地也就公认了她的能干。她作风泼辣，办事风风火火，说干就干，说断就断。镇上许多多年的癞痢头（不是真的癞痢头，而是指难办的事），到了她手上，三下五除二就都剃下来了。比如，镇街上，屋檐水问题就是多年来最叫干部头痛的问题：邻里之间屋挨屋，倘若是山墙靠山墙，问题不大，祖上定下的宅基，哪个也不能随便往外移一寸。若是落墙贴落墙，麻烦就来了。落墙高的，屋檐水自然就流到另一家的屋顶上，这一家也就“背霉”。背霉了多年，有了钱，想翻出身来，便把落墙升起，使自己的屋檐水浇到先前压住他们的那一家的屋顶上，让那一家去背背霉。这就要出纠纷。常常是那一家先戳这一家新盖起的屋顶，然后就是两家拼人命。解决这类问题，一般都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即最初起屋时两家有何协议，倘没有，就以原始面貌为准。但镇子起码有几百年历史，原始面貌哪个说得清？这一百年你的屋檐水落到我屋上头，这一百年之前的那一百年我的屋檐水未必就不落在你的屋上头。这样扯，是永远扯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