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奉圣旨为祠祭用犊事。今太仆寺供犊，一年四季都用犊二十二头。《唐会要》武德九年十月诏：“祭祀之意，本以为民，穷民事神，有乖正直，杀牛不如礿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圜丘、方泽、宗庙已外，并可止用少牢，用少牢者用特牲代。时和年丰，然后克修常礼。”又按《会要》天宝六载正月十三日赦文：“祭祀之典，牺牲所备，将有达于虔诚，盖不资于广杀。自今后每大祭祀，应用骍犊，宜令所司量减其数，仍永为恒式。其年起请以旧料每年用犊二百一十二头，今请减一百七十三头，止用三十九头，余祠飨并停用犊。”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赦文：“国之大事，郊祀为先，贵其至诚，不美多品。黍稷虽设，犹或非馨；牲牢空多，未为能飨。圜丘、方泽，任依恒式，宗庙诸祠，临时献熟，用怀明德之馨，庶合西邻之祭。其年起请昊天上帝、太庙各太牢一，余祭并随事市供。”若据天宝六载，自二百一十二头减用三十九头；据武德九年，每年用犊十头，圜丘四，方泽一，宗庙五；据上元二年起请只昊天上帝、太庙，又无方泽，则九头矣。今国家用牛，比开元、天宝则不多，比武德、上元则过其大半。案《会要》，太仆寺有牧监，掌孳课之事。乞今后太仆寺养孳课牛，其犊遇祭昊天前三月养之涤宫，取其荡涤清洁，余祭则不养涤宫。若临时买牛，恐非典故。
奉敕：“祭祀尚诚，祝史贵信，非诚与信，何以事神！礿祭重于杀牛，黍稷轻于明德，牺牲之数，具载典经。前代以来，或有增损，宜采酌中之礼，且从贵少之文。起今后祭圜丘、方泽、社稷，并依旧用犊；其太庙及诸祠，宜准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制，并不用犊。如皇帝亲行事，则依常式。”
后唐同光二年三月十日，祠部奏：“本朝旧仪，太微宫每年五存献，其南郊坛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请差中书门下摄太尉行事，其太庙及诸郊坛，并吏部差三品已上摄太尉行事。”从之。至其年七月，中书门下奏：“据尚书祠部状，每年太微宫五荐献，南郊坛四祠祭，并宰相摄太尉行事，惟太庙时祭，独遣庶僚，虽为旧规，虑成阙礼。臣等商量，今后太庙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从之。
三年十一月，礼仪使奏：“伏准礼经，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汉文，益尊神器，务徇公绝私之义，行以日易月之作制，事久相沿，礼从顺变。今园陵已毕，祥练既除，宗庙不可以乏享，神祇不可以废祀，宜遵礼意，式展孝思。伏请自贞简太后升祔礼毕，应宗庙仪乐及群祀，并准旧施行。”从之。
天成四年九月，太常寺奏：“伏见大祠则差宰臣行事，中祠则差诸寺卿监行事，小祠则委太祝、奉礼。今后凡小祠，请差五品官行事。”从之。其年十月，中书门下奏：“太微宫、太庙、南郊坛，宰臣行事宿斋，百官皆入白事。伏以奉命行事，精诚斋宿，傥遍见于朝官，涉就虔于祠祭。今后宰臣行事，文武两班，望今并不得到宿斋处者。”奉敕宜依。其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今后宰臣致斋内，请不押班，不知印，不起居。或遇国忌，应行事官受誓戒，并不赴行香，并不奏覆刑杀公事。及大祠致斋内，请不开宴。”从之。
长兴二年五月，尚书左丞崔居俭奏：“大祠、中祠差官行事，皇帝虽不预祭，其日亦不视朝，伏见车驾其日或出，于理不便。今后请每遇大祠、中祠，车驾不出。”从之。
四年二月，太常博士路航奏：“比来小祠已上，公卿皆著祭服行事。近日唯郊庙、太微宫具祭服，五郊迎气、日月诸祠，并只常服行事，兼本司执事人等，皆著随事衣装，狼藉鞋履，便随公卿升降于坛墠。按祠部令，中祠以上，应斋郎等升坛行事者，并给洁服，事毕收纳。今后中祠已上，公卿请具祭服，执事升坛人并著履，具绯衣帻子。又，臣检《礼阁新仪》，太微宫使卯时行事。近年依诸郊庙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后请依旧以卯时。”从之。
清泰元年五月，中书门下奏：“据太常礼院申，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今月二十日祔庙，太尉合差宰臣摄行。缘冯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斋内；今刘昭又奏见判三司事烦，请免祀事。今与礼官参酌，诸私忌日，遇大朝会，入阁宣召，尚赴朝参。今祔飨事大，忌日属私，斋日请比大朝会宣召例，差李愚行事。”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