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以旋宫之声久绝，一日而补，出臣独见，恐未详悉，望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较其得失，然后依调制曲。八十四调，曲有数百，见存者九曲而已，皆谓之黄钟之宫。今详其音数，内三曲即是黄钟宫声，其余六曲，错杂诸调，盖传习之误也。唐初虽有旋宫之乐，至于用曲，多与礼文相违。既不敢用唐为则，臣又懵学独力，未能备究古今，亦望集多闻知礼文者，上本古曲，下顺常道，定其义理。于何月行何礼，合用何调何曲，声数长短，几变几成，议定而制曲，方可久长行用。所补雅乐旋宫八十四调，并所定尺、所吹黄钟管、所作律准，谨同上进。
世宗善之，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兵部尚书张昭等议曰：
昔帝鸿氏之制乐也，将以范围天地，协和人神，候八节之风声，测四时之正气。气之清浊不可以笔授，声之善否不可以口传，故凫氏铸金，伶伦截竹。为律吕相生之算，宫商正和之音。乃播之于管弦，宣之于钟石，然后覆载之情合，阴阳之气和同，八风从律而不奸，五声成文而不乱。空桑、孤竹之韵，足以礼神；《云门》、《大夏》之容，无亏观德。然月律有旋宫之法，备于太师之职。经秦灭学，雅道陵夷。汉初制氏所调，惟存鼓舞，旋宫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闻。汉元帝时，京房善《易》、别音，探求古义，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准调，旋相为宫，成六十调。又以日法析为三百六十，传于乐府，而编悬复旧，律吕无差。遭汉中微，雅音沦缺，京房准法，屡有言者，事终不成。钱乐空记其名，沈但条其说，六十律法，寂寥不传。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宫，得八十四调，与律准所调，音同数异。侯景之乱，其音又绝，隋朝初定雅乐，群党沮议，历载不成。而沛公郑译，因龟兹琵琶七音，以应月律，五正、二变，七调克谐，旋相为宫，复为八十四调。工人万宝常又减其丝数，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乐，令儒官集议。博士何妥驳奏，其郑、万所奏八十四调并废。隋氏郊庙所奏，惟黄钟一均，与五郊迎气，杂用蕤宾，但七调而已，其余五钟，悬而不作。三朝宴乐，用缦乐九部，迄于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旧工祖孝孙、张文收整比郑译、万宝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调，方得丝管并施，钟石俱奏，七始之音复振，四庙之韵皆调。自安、史乱离，咸秦荡覆。崇牙树羽之器，扫地无余；戛击搏拊之工，穷年不嗣。郊庙所奏，何异南箕，波荡不迁，知音始绝。
臣等窃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旷不能长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则音息，世乱则乐崩，若不深知礼乐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苞万化，学富三雍。观兵耀武之功，已光鸿业；尊祖礼神之致，尤轸皇情。乃眷奉常，痛沦乐职，亲阅四悬之器，思复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调钟律。枢密使王朴，采京房之准法，练梁武之通音，考郑译、宝常之七均，校孝孙、文收之九变，积黍累以审其度，听声诗以测其情，依权衡嘉量之前文，得备数和声之大旨，施于钟虡，足洽《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钟调七均，音律和谐，不相凌越。其余十一管诸调，望依新法教习，以备礼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庙、社稷、三朝大礼，合用十二管诸调，并载唐史、《开元礼》，近代常行。广顺中，太常卿边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会舞名、乐曲、歌词，寺司合有薄籍，伏恐所定与新法曲调声韵不协，请下太常寺检详校试。如或乖舛，请本寺依新法声调，别撰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永为一代之法，以光六乐之书。
世宗览奏，善之。乃下诏曰：“礼乐之重，国家所先。近朝以来，雅音废坠，虽时运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击拊之音，空留梗概；旋相之法，莫究指归。枢密使王仆，博识古今，悬通律吕，讨寻旧典，撰集拳声，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宫之法，宜依张昭等议状行。仍令有司依调制曲，其间或有疑滞，更委王朴裁酌施行。”自是雅乐之音，稍克谐矣。
右雅乐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