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旧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自黄钟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并以正律林钟为宫，三笙合奏，曲用两调，和笙奏黄钟曲，则巢笙奏林钟曲以应之，宫、徵相杂。器本宴乐，今依钟磬法，裁十二管以应十二律，为太、正、少三等，其旧笙更不用。
其七，柷、敔、晋鼓、镈钟、特磬，虽无太、少，系作止和乐，合行备设。
其八，登歌宫架有搏拊二器，按《虞书》："戛击鸣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戛或击，或搏或拊。"与《虞书》所载乖戾。今欲乞罢而不用。
诏悉从之。
攸之弟绦曰：
初，汉津献说，请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为九，为黄钟之律。又以中指之径围为容盛，度量权衡皆自是而出。又谓："有太声、有少声。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其间，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备阴阳之奇偶，然后四序可得而调，万物可得而理。"当时以为迂怪。
刘昺之兄炜以哓乐律进，未几而卒。昺始主乐事，乃建白谓：太、少不合儒书。以太史公《书》黄钟八寸七分琯为中声，奏之于初气；班固《书》黄钟九寸琯为正声，奏之于中气。因请帝指时止用中指，又不得径围为容盛，故后凡制器，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
及政和末，明堂成，议欲为布政调燮事，乃召武臣前知宪州任宗尧换朝奉大夫，为大晟府典乐。宗尧至，则言：太、少之说本出于古人，虽王朴犹知之，而刘昺不用。乃自创黄钟为两律。黄钟，君也，不宜有两。
蔡攸方提举大晟府，不喜佗人预乐。有士人田为者，善琵琶，无行，攸乃奏为大晟府典乐，遂不用中声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为一律长尺有八寸，曰太声；一律长四寸有半，曰少声：是为三黄钟律矣。律与容盛又不翅数倍。黄钟既四寸有半，则圜钟几不及二寸。诸器大小皆随律，盖但以器大者为太，小者为少。乐始成，试之于政事堂，执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于明堂布政，望鹤愈不至。
绦又曰："宴乐本杂用唐声调，乐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调，其均自隋、唐间已亡。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声下唐乐已两律。然刘昺止用所谓中声八寸七分琯为之，又作匏、笙、埙、篪，皆入夷部。至于《徵招》、《角招》，终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见徵音。然其曲谱颇和美，故一时盛行于天下，然教坊乐工嫉之如仇。其后，蔡攸复与教坊用事乐工附会，又上唐谱徵、角二声，遂再命教坊制曲谱，既成，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传于世矣。"
二年八月，罢大晟府制造所并协律官。四年十月，洪州奏丰城县民锄地得古钟，大小九具，状制奇异，各有篆文。验之《考工记》，其制正与古合。令乐工击之，其声中律之无射。绘图以闻。七年十二月，金人败盟，分兵两道入，诏革弊事，废诸局，于是大晟府及教乐所、教坊额外人并罢。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乐轩架、乐舞图、舜文二琴、教坊乐器、乐书、乐章、明堂布政闰月体式、景阳钟并虡、九鼎皆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