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进了北平，宝庆带着全家去上海。上海沦陷了，他们又到汉口。如今敌人进逼到汉口市郊了，他和全家又跟大伙儿一起往重庆逃。北平是宝庆的家。他唱的大鼓，全是京韵的。他要想留在北平很容易，用不着遭这么大罪，受这么多苦，成了千百万难民中的一个。宝庆相貌憨厚，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不过，在北平，能够认得几个字的鼓书艺人本来就不多，他也算得上一个。敌人决不会来杀他，可是他宁愿丢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爱的东西，不愿在飘着日本旗的城里挣钱吃饭。他既天真又单纯。他不明白自己是不是爱国，他只知道每逢看见自己的国旗，就嗓子眼儿发干，堵的慌，心里象有什么东西在翻腾。
这一群人里最反对离开北平的是窝囊废。他只比兄弟大五岁，但他觉着自己是个长者，应当受到尊敬。头一条，他要求别搅乱他在家时的那份清静。他怕一离开家就得死。他一个劲儿地哼哼，样子真叫人厌烦。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他就是要用这种办法让宝庆知道，他的想法没变。离开北平也罢，上海也罢，汉口也罢，二奶奶可不在乎。她反对的，只是她丈夫总是在最后关头才决定离开，总是叫她没法把想要带上的东西都打好包带走。她从不考虑打仗的时候运东西有什么困难或不便。眼下她一面抿着瓶里的酒，一面想着她那双穿着舒服的旧鞋和几双破袜子，真要是带了来该多好！大家走，她也走，可要她把东西都扔下，她真舍不得！她喜欢喝上一口，一喝起来，她倒更絮烦，常常连舌头也不听她使唤了。
宝庆受不了他哥哥的叫唤，也受不了老婆的唠叨。他整天沿着甲板费劲地挤来挤去，随着船身东倒西歪。这样走动可真叫受罪。当他从睡着的人们身上跨过时，要是有人突然那么一下阖上了嘴，真会咬下他一截大脚趾头来。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象个卖艺的。不怎么漂亮，也不怎么丑。他就象当铺或是百货店的伙计那样长相平常。他的举止也毫无出奇之处，丝毫不象个艺人。他也不象有的好演员，不用装模做样，就能显出才华来。他有时流露出一点艺人的习气，倒更叫人家猜不透他是个干什么的。
他个子不高，然而结实丰满。因为长得敦实，有时显得迟钝、笨拙。不过要是他愿意的话，也能象猴儿一样的机灵、活跃。你跟他一块走道儿，要是遇上一滩水，你准猜不出他到底会一下子蹦过去呢，还是稳稳当当往水里迈，把鞋弄个精湿。
他圆圈的脑袋总是剃得油光锃亮。他的眼睛、耳朵、嘴都很大，大得象是松松地挂在脑袋上。幸好他的眉毛又黑又粗，象是为了维持尊严才摆在那儿的。有了它，脸上松弛的肌肉就不会显得可笑。它们就象天上的两朵黑云，他一抖动眉毛，人家就觉得它们会撞出闪电来。
他的牙长得挺整齐，老露着，因为他喜欢笑。鼻子很平常，但嘴唇总是那么红润、鲜亮。虽然眼睛下面已经有了中年人的皱纹，可这对红嘴唇倒使他看起来年轻多了。
眼下他象那些茶房一样，光着脚在挤满了人的甲板上转圈子。船走得很不稳当，他尽量避免踩着人，所以才光着脚。光脚踩了人，比穿着厚重的鞋子踩人，容易得到别人的原谅。
他卷起裤腿，露出又粗又白的腿肚子。他穿着一件旧的蓝绸长衫，手攥着长衫的下摆，怕扫了躺在甲板上的人的脸，也为了走得更利索点。
他一手攥着衣角，一手招呼朋友。他已经习惯了表演，会不自主地觉着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听众，他应该对他们笑，友好地打手势。于是他一手提衣襟，一手招呼乘客绕着船转圈儿。他抬腿的动作象是在迈过一条小溪，或是在“跳加官”。他习惯每两三天剃一次头，脑袋瓜子老是那么亮晃晃、光溜溜的。他的光头就是他的招牌。听过他的大鼓的人，都记得他那个光头。他的脸远不如他的光头那么惹人注意，引人叫好。如今他的头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剃了，他一面在甲板上走动，一面不时挠挠那讨人厌的短发茬儿。
上了“民生”不到几个钟头，他就认得了几乎所有同船的人。没过多久，他行起事来，就好象他是当初造这个船的监工一样。船的每个角落他都熟悉，什么东西在哪里，他都知道。他知道上哪儿去弄瓶酒给他的老婆，让她喝了好睡觉，不再老拿手指点他。他也知道上哪儿去找碗面汤来，让他窝囊废大哥喝了，不再叫唤。就象变戏法的能打空气里抓出只兔子和鸟儿来，宝庆还能给害头疼或是晕船的乘客找来阿司匹林，给打摆子的人找来特效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