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四月壬辰，中书复集议。博士言：“旧制神位版用木。”中书议，改用苍玉金字，白玉为座。博士曰：“郊祀尚质，合依旧制。”遂用木主，长二尺五寸，阔一尺二寸，上圆下方，丹漆金字，木用松柏，贮以红漆匣，黄罗帕覆之。造毕，有司议所以藏。议者复谓，神主庙则有之，今祀于坛，对越在上，非若他神无所见也。所制神主遂不用。
七月九日，博士又言：“古者祀天，器用陶匏，席用藁鞂。自汉甘泉雍畤之祀，以迄后汉、魏、晋、南北二朝、隋、唐，其坛壝玉帛礼器仪仗，日益繁缛，浸失古者尚质之意。宋、金多循唐制，其坛壝礼器，考之于经，固未能全合，其仪法具在。当时名儒辈出，亦未尝不援经而定也，酌古今以行礼，亦宜焉。今检讨唐、宋、金亲祀、摄行仪注，并雅乐节次，合从集议。”太常议曰：“郊祀之事，圣朝自平定金、宋以来，未暇举行，今欲修严，不能一举而大备。然始议之际，亦须酌古今之仪，垂则后来。请从中书会翰林、集贤、礼官及明礼之士，讲明去取以闻。”中书集议曰：“合行礼仪，非草创所能备。唐、宋皆有摄行之礼，除从祀受胙外，一切仪注，悉依唐制修之。”
八月十二日，太常寺言：“尊祖配天，其礼仪乐章别有常典，若俟至日议之，恐匆遽有误。”于是中书省臣奏曰：“自古汉人有天下，其祖宗皆配天享祭，臣等与平章何荣祖议，宗庙已依时祭享，今郊祀止祭天。”制曰：“可。”是岁南郊，配位遂省。
十一年，武宗即位。秋七月甲子，命御史大夫铁古迭儿即南郊告谢天地，主用柏素，质玄书，为即位告谢之始。
至大二年冬十月乙酉，尚书省臣及太常礼官言：“郊祀者国之大礼，今南郊之礼已行而未备，北郊之礼尚未举行。今年冬至南郊，请以太祖圣武皇帝配享；明年夏至北郊，以世祖皇帝配。”帝皆是之。十二月甲辰朔，尚书太尉右丞相、太保左丞相、田司徒、郝参政等复奏曰：“南郊祭天于圜丘，大礼已举。其北郊祭皇地祇于方泽，并神州地祇、五岳四渎、山林川泽及朝日夕月，此有国家所当崇礼者也。当圣明御极而弗举行，恐遂废弛。”制若曰：“卿议甚是，其即行焉。”
至大三年春正月，中书礼部移太常礼仪院，下博士拟定北郊从祀、朝日夕月礼仪。博士李之绍、蒋汝砺疏曰：“按方丘之礼，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其丘在国之北。礼神之玉以黄琮，牲用黄犊，币用黄缯，配以后稷。其方坛之制，汉去都城四里，为坛四陛。唐去宫城北十四里，为方坛八角三成，每成高四尺，上阔十六步，设陛。上等陛广八尺，中等陛一丈，下等陛广一丈二尺。宋至徽宗始定为再成。历代制虽不同，然无出于三成之式。今拟取坤数用六之义，去都城北六里，于壬地选择善地，于中为方坛，三成四陛，外为三壝。仍依古制，自外壝之外，治四面稍令低下，以应泽中之制。宫室、墙围、器皿色，并用黄。其再成八角八陛，非古制，难用。其神州地祇以下从祀，自汉以来，历代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各从其方从祀。今盍参酌举行。”秋九月，太常礼仪院复下博士，检讨合用器物。十一月丙申，有事于南郊，以太祖配，五方帝日月星辰从祀。
仁宗延祐元年夏四月丁亥，太常寺臣请立北郊。帝谦逊未遑，北郊之议遂辍。
英宗至治二年九月，有旨议南郊祀事。中书平章买闾，御史中丞曹立，礼部尚书张野，学士蔡文渊、袁桷、邓文原，太常礼仪院使王纬、田天泽，博士刘致等会都堂议：
一曰年分，按前代多三年一祀，天子即位已及三年，常有旨钦依。
二曰神位。《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谓：“昊天上帝，冬至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又曰“苍璧礼天”。注云：“此礼天以冬至，谓天皇大帝也。在北极，谓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耀魄宝也，又名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数名。”今按《晋书·天文志·中宫》“钩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宝”。《周礼》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郑氏以星经推之，乃谓即天皇大帝。然汉、魏以来，名号亦复不一。汉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晋曰昊天上帝，与《周礼》合。唐、宋以来，坛上既设昊天上帝，第一等复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与太一、天一等，皆不经见。本朝大德九年，中书圆议，止依《周礼》，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圆议，五帝从享，依前代通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