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天下免役缗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场务钱五百五万九千，谷帛石匹九十七万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钱较熙宁所入多三之一。
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间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远者尤甚，特创免役。虽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亩，实解前日困弊。故群议杂起，意不为变。顾其间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为额，而展敷二分以备吏禄、水旱之用。群臣每以为言，屡疑屡诘，而安石持之益坚。此其为法既不究终防弊，而聚敛小人又乘此增取，帝虽数诏禁戒，而不能尽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增广，则安石不能将顺德意，其流弊已见矣。
哲宗立，宣仁后垂帘同听政，门下侍郎司马光言：
"按因差役破产者，惟乡户衙前。盖山野愚戆之人，不能干事，或因水火损败官物，或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备偿不足，有破产者。至于长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经重难，别得优轻场务酬奖，往往致富，何破产之有？又曰曏者役人皆上等户为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使之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自行免役法以来，富室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监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羡余，或一县至数万贯，以冀恩赏。又青苗、免役，赋敛多责见钱。钱非私家所铸，要须贸易，丰岁追限，尚失半价，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卖田不售，遂致杀牛卖肉，伐桑鬻薪，来年生计，不暇复顾，此农民所以重困也。
臣愚以为宜悉罢免役钱，诸色役人，并如旧制定差，见雇役人皆罢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长名，召募不足，然后差乡村人户，每经历重难差遣，依旧以优轻场务充酬奖。所有见在役钱，拨充州县常平本钱，以户口为率，存三年之蓄，有余则归转运司。凡免役之法，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及今耳目相接，犹可复旧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复差役矣。"
于是始诏修定役书，凡役钱，惟元定额及额外宽剩二分已下许著为准，余并除之。若宽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旧则。寻诏耆户长、壮丁皆仍旧募人供役，保正、甲头、承帖人并罢。
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言："率户赋钱，有从来不预差役而概被敛取者，有一户而输数百以至千缗者。昔惟衙前一役，有至破产者尔。今天下坊场，官收而官卖之，岁计缗钱无虑数百万，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则役之重者已无所事于农民矣。外惟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之类，无大劳费，宜并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监察御史王岩叟请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出力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之，则大役无偏重之弊；其于百色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陪，悉用熙宁新法禁之，虽不助犹可为也。
殿中侍御史刘次庄言："近制许雇耆户长须三等已上户。不知三等已上户不愿受雇，既无愿者，则郡县必阳循雇名，阴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为便。"户部言："诏凡耆户长、壮丁并募人供役，窃虑户长雇钱数少，无应募者。兼四等以下户旧不敷役钱，惟输差壮丁，今悉雇募，用钱额广，提举司必从人户增敷。盖旧法役不尽雇，亦有轮差轮募之处，欲且如本法。"
中书舍人苏轼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有司奉行过当，行之几十六七年，积而不用，至三千余万贯石。熙宁中，行给田募役法，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因列其五利。王岩叟言："苏轼乞买田募役，其五利难信，而有十弊。"大指谓："官市民田，虑不当价；民受田就募，既非永业，则卤莽其耕，又将转而他之。"而其六弊特详，曰："弓箭手虽名应募，实与家居农民无异，虽或番上及缓急不免点集，实不废田业，非如州县色役长在官寺，则弓箭手之扰可知矣。然犹闻阙额常难补招，已就招者又时时窜去，引以为比，不切事情。"其七弊曰："户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必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须二等以上方得供弓手，三等以上方得供散从官以下色役，乃是用给田募役之名，行揭簿定差之实。既云百姓乐于应募，何以户降四等必须上二等户保任？任之而逃，则勒保者就供田役，此岂得云乐应也耶？"上官均亦陈五不可行，轼议遂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