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见茶就喝，见吃的就吃。
来串门的还不光是她。还有巡官、特务、在帮的和几位有钱的少爷。他们来是为了看秀莲，坐得比四奶奶还久。宝庆当然得应酬他们。拿茶，拿瓜子，还得陪着说话。他们常常在秀莲还没有起床的当儿就来了。坐在堂屋里，眼睛老往秀莲那屋的花布门帘上瞟。宝庆知道他们想干么，可是又不敢撵他们出去。他要是给他们点厉害，场子里演出的时候，就会来上一帮子，大闹一通。砸上几个茶壶茶碗，再冲电灯泡放上那么一两枪，那就齐了。闹上这么一回，他的买卖就算玩完了。
更糟的是，一早就来的年青人里，有一位保长。他长得有模有样的，笑起来流里流气，玩女人很有两下子。他来了就一屁股坐下，嘴里叼一根牙签，两眼死盯着里屋门。还有一天，一个最放肆的年青的站了起来，二话不说就走进秀莲的卧室，秀莲还正在睡觉。别人也都跟着。
宝庆见他们都盯着闺女看，作揖打躬地说了不少好话。秀莲太累了。晚上唱书，白天得好好睡一睡。他们很不情愿地走了出来，坐在外屋等。宝庆心如火焚，可是使劲压着火，还陪着笑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作艺。
他老婆要能帮着说两句，情形也就不同了。她至少可以对这些地痞流氓说，秀莲只卖艺。要是她能这么说一说多好，——可是她偏不。她对秀莲，自有她的打算。
大家都瞅秀莲，秀莲觉着很别扭。她知道这些人没安好心，她不想理睬他们。她一跨出里屋门，就会遇上这帮家伙。她总是求大凤陪陪她，可是大凤不答应。她不愿意跟长得漂亮的妹妹走在一块儿。她懂得堂屋里那些男人是来看妹妹的，他们对她可是连正眼也不瞧一下。所以她总是叫秀莲独自一个人往外走。她的态度很清楚：抱来的妹妹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而她可是个有身份的闺女。
最后秀莲只好一个人走出来，就象作艺时登台一样。她总是目不斜视，笔直地穿过堂屋，走进她妈的屋子。她不敢朝那些男的看上一眼，准知道，要是这么做，他们都会围上来。
早起穿过外屋走出去，对秀莲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她明白，她只不过是个没有爹妈的孩子，一个唱大鼓的。她的养母顶多能对她和气点儿，要说疼，那谈不到。她如今已经大了，她需要有人疼，希望有人能给她出主意。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开始隆起，旗袍也掩盖不住她身体柔和的曲线了。她非常需要有人能保护她，安慰她。她需要人开导。有些事，她想眼二奶奶说说，可是又不敢。那么还有谁能跟她说说呢？
每天早晨，当她穿过坐满人的外屋，上她妈屋里去的时候，她总是希望能碰上妈妈好脾气。可是二奶奶从来没有好脸色。“出去招待你那些穷人吧，贱货。”她总是粗声粗气地说。秀莲呆板地笑着，只好又回到自己屋里，心里老想着，她要是个十来岁不懂事的孩子该多好，她希望她身体上那些成熟的标志都消失掉。
她见过男人纠缠唱书的姑娘——摸她们的脸蛋儿，拧她们的大腿。她知道有的姑娘不得父母许可就跟着男人跑了。她也知道有些暗门子能挣钱，不过她并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自然而然地依靠爸爸保护。对于她来说，宝庆既是爹，又是娘，还是班主和师父。要是有人说起，哪家的姑娘跟人跑了，或者是跟什么男人睡了觉，她都觉着特别神秘；要是这话是悄悄讲的，她就更想听个明白。
她也注意到，每逢堂会，总有些唱书的姑娘任凭男人亲近，还接受人家的贵重东西。她问大凤，为什么男人要摸她们，还送东西。秀莲想，大凤是有身份的人，她应该知道。可是大凤只是红涨了脸，不说话。她又问琴珠，琴珠是靠着跟男人鬼混挣钱的，不过琴珠也只是嘻嘻哈哈地一阵笑，说：“你还太小，小孩子家不该什么都问。”
那就只好问宝庆了。不过，要向爸爸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不那么简单。当她终于鼓起勇气，提出问题时，宝庆脸红了。她从来没见过爸爸这么难堪。她永远不能忘记，爸爸是那样苦恼地皱起了眉头，心事重重地用手搓着秃光光的脑门。沉默了半晌，他才说：“孩子，别打听这种事。这些事太下贱，你不该去想。”
秀莲不满意。她听出了宝庆责备的口气。因为难堪，她的脸也红了。她很灰心，可又不服。“爸，”她脱口而出，“要是这些事下贱，那我们的买卖不也就下贱了？我知道好多姑娘都那么干嘛。”
“那是从前，”宝庆说，“从前人都看不起戏子和唱大鼓的，不过比奴才和要饭的好些罢了。可是如今改样儿了。只要我们行得正，坐得直，人家就不能看轻咱们。”秀莲想了一会儿。爸爸从来没跟她说过，艺人的身分什么时候改过样，他只常常对她说，他们唱的书是上千年来一代代传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