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诏未降新钞前已给见钱公据文钞，并给还商贾，以示大信。时盐尽给新钞，亦用带卖旧盐立限之法。言者论："王黼当国，循用蔡京弊法，改行新钞，旧盐贴钱对带，方许出卖，初限两月，再限一月。是时黼方用事，专务害民，剥下益上，改易钞法，甚于盗贼。然今不改覆车之辙，又促限止半月，反不及王黼之时，商贾岂得不怨？"诏申限焉。
南渡，淮、浙亭户，官给本钱。诸州置仓，令商人买钞，五十斤为石，六石为袋，输钞钱十八千。绍兴元年，诏临安府，秀州亭户二税，依皇祐法输盐，立监官不察亭户私煎及巡捕漏泄之法。二年九月，诏淮、浙盐令商人袋贴输通货钱三千，已算请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陈，如私盐律。时吕颐浩用提辖张纯仪，峻更盐法。十有一月，诏淮、浙盐以十分为率，四分支今降旨符以后文钞，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后文钞。先是吕颐浩以对带法不可用，令商人贴输钱，至是复以分数如对带法，于是始加严酷矣。三年，减民间蚕盐钱。四年正月，诏淮、浙盐钞钱每袋增贴输钱三贯，并计纲输行在，寻命广盐亦如之。九月，以入输迟细，减所添钱。然自建炎三年改钞法，及今所改，凡五变，而建炎旧钞支尚未绝，乃命以先后并支焉。
孝宗乾道六年，户部侍郎叶衡奏："今日财赋，鬻海之利居其半，年来课入不增，商贾不行，皆私贩害之也。且以淮东、二浙盐出入之数言之，淮东盐灶四百一十二所，岁额盐二百六十八万三千余石，去年两务场卖淮盐六十七万二千三百余袋，收钱二千一百九十六万三千余贯；二浙课额一百九十七万余石，去年两务场卖浙盐二十万二千余袋，收钱五百一万二千余贯，而盐灶乃计二千四百余所。以盐额论之，淮东之数多于二浙五之一，以去岁卖盐钱数论之，淮东多于二浙三之二，及以灶之多寡论之，两浙反多淮东四之三，盖二浙无非私贩故也。欲望遣官分路措置。"
淳熙八年，诏住卖带卖积盐，以朝廷徒有带卖之名，总所未免有借拨之弊故也。十年，先是湖北盐商吴传言："国家鬻海之利，以三分为率，淮东居其二。通、泰、楚隶买盐场十六，催煎场十二，灶四百十二。绍兴初，灶煎盐多止十一筹，筹为盐一百斤。淳熙初，亭户得尝试卤水之法，灶煎至二十五筹至三十筹，增旧额之半。缘此，盐场买亭户盐，筹增称盐二十斤至三十斤为浮盐。日买盐一万余筹，其浮盐止以二十斤为则，有二十万斤，为二千筹，筹为钱一贯八百三十文，内除船脚钱二百文，有一贯六百三十文。其盐并再中入官，为钞钱四百五十一万七千五百余缗。又纲取盐一代并诸窠名等，及卖又多称斤两，亭户饥寒，不免私卖。若朝廷严究，还其本钱，而后可以尽革私卖之弊。"至是，诏还通、泰等州诸盐场欠亭户盐本钱一百一十万贯。
宁宗庆元初，诏罢循环盐钞，改增剩钞名为正支文钞给算，与已投仓者通理先后支散。以淮东提举陈损之言循环钞多弊，故有是命。于是富商巨贾有愿为贫民者矣。开禧二年，诏自今新钞一袋，搭支旧钞一袋；如新钞多于旧钞，或愿全以新钞支盐，及无旧钞而愿全买新钞者听，以新钞理资次。嘉定二年，诏淮东贴输盐钱免二分交子，止用钱会中半。三年诏："停钞引之家，增长旧钞价直，袋卖官会百贯以上。自今令到日，盐钞官钱袋增收会子二十贯，三务场朱印于钞面，作"某年某月新钞"，俟通卖及一百万袋，即免增收。其日前已未支盐钞并为旧钞，期以一年持赴仓场支盐，袋贴输官会一十贯，出限更不行用。"此淮、浙盐之大略也。
唐乾元初，第五琦为盐铁使，变盐法，刘晏代之；当时举天下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增至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元祐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分之二。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宁一监，支监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是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矣。
宝庆二年，监察御史赵至道言："夫产盐固藉于盐户，鬻盐实赖于盐商，故盐户所当存恤，盐商所当优润。庆元之初，岁为钱九百九十万八千有奇，宝庆元年，止七百四十九万九千有奇，乃知盐课之亏，实盐商之无所赢利。为今之计，莫若宽商旅，减征税，庶几庆元盐课之盛，复见于今日矣。"从之。绍定元年，以侍御史李知孝言，罢上虞、余姚海涂地创立盐灶。端平二年，都省言："淮、浙岁额盐九十七万四千余袋，近二三年积亏一百余万袋，民食贵盐，公私俱病。"有旨，三路提举茶盐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员，专以兴复盐额、收买散盐为务，岁终尚书省课其殿最。淳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国，专仰盐钞，绍兴、淳熙，率享其利。嘉定以来，二三十年之间，钞法或行或罢，而浮盐之说牢不可破，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望付有司集议，孰为可行，孰为可罢，天地之藏与官民共之，岂不甚盛？"从之。五年，申严私贩苛征之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