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言："都水使者陈求道请招刺保甲五万充军。缘比来陕右正兵数少，全籍保甲守御，及运粮诸役差使外，所余无几，若更招刺五万充军，则是正丁占使殆遍，不唯难以选择，兼虑民情惊疑，别致生事。欲乞令州县晓谕保甲，取其情愿；如未有情愿之人，即乞令保甲司于正丁余数内选择。通赴阙人共成七万，可以足用。"从之。是月，钱盖奏："陕西募土人充军，多是市井乌合，不堪临敌。今折彦实支陕西六路铜钱各十万缗，每名添钱十千，自可精择少壮及等杖人，可得正军一万，六路共得六万人。"从之。
十月，枢密院奏："召募有材武勇锐及胆勇人并射猎射生户。"从之。又奏："福建路有忠义武勇立功自效取仕之人，理宜召募，除保甲正兵外，弓手、百姓、僧行、有罪军人并听应募。如有武艺高强、实有胆勇、众所推服、愿应募为部领人者，依逐项名目权摄部领，各以所募人数借补官资。"从之。
十一月，京城四壁共十万人，黄人黄旗满市。时应募者多庸匄，殊无斗志。闰十一月，何｛卤木｝用王健募奇兵，虽操瓢行乞之人，亦皆应募，仓卒未就纪律。奇兵乱，殴王健，杀使臣数十人，内前大扰。王宗濋斩渠魁数人，乃定。及出战，为铁骑所冲，望风奔溃，歼焉。
十二月，诏："诸军诈效蕃装，焚劫财物，限十日赍赃自首，与免罪。"仍召募溃兵收管。给口食焉。
逃亡之法，国初以来各有增损。熙宁五年诏，禁军奉钱至五百而亡满七日者，斩。旧制，三日者死。初，执政议更法，请满十日。帝曰："临阵而亡，过十日而首，得不长奸乎。"安石曰："临阵而亡，法不计日，即入斩刑。今当立在军兴所亡满三日，论如对寇贼律？"枢密使蔡挺请沿边而亡满三日者斩。安石曰："沿边有非军兴之所，不可一概坐以重刑。本立重法，以禁避寇贼及军兴而已。"帝曰："然。"文彦博固言："军法臣等所当总领，不宜轻改，如前代销兵乃生变。"安石曰："前代如杜元颖等销兵，乃其措置失当，非兵不可销也。且当萧俛时，天下兵至多，民力不给，安得不减？方幽州以朱克融等送京师，请毋遣克融还幽州煽众为乱，而朝廷乃令克融等飘泊京师，久之不调，复遣归北。克融所以复乱，亦何预销兵事？"彦博曰："国初，禁军逃亡满一日者斩。仁宗改满三日，当时议者已虑坏军法。"安石曰："仁宗改法以来，活人命至多，然于军人逃亡，比旧不闻加多，仁宗改法不为不善。"帝乃诏增为七日。
元丰元年，知鄂州王韶言："乞自今逃亡配军为盗，听捕斩，赏钱。"诏坐条札韶照会："如所犯情重，罪不至死，奏裁。"
三年六月，诏："军士、民兵逃亡随军效用，若首获，并械送所属，论如法。虽立战功不赏，仍不许以功赎过。令随军榜谕。"
四年，诏沈括："奏以军前士卒逃亡，溃散在路，本非得已，须当急且招安。卿可速具朝旨出榜，云闻战士止是不禁饥寒，逃归其家，可各随所在城砦权送纳器甲，请给粮食，听归所属。节次具招抚数以闻。"
崇宁四年九月，枢密院言："熙河都总管司旧无兵籍，乞令诸将各置籍，日具有无开收，旬具元额、见管及逃亡事故细目，申总管司，本司揭贴都簿，委机宜一员逐时抽摘点检。"从之。
十月，尚书省言："今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千数，小则惊动乡邑，大则公为劫盗。累降指挥，许以首身，或令投换，终未革绝。昔神宗以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故分兵领将。统兵官司，凡兵之事无所不统，则其逃亡走死，岂得不任其责？检会将敕与见行敕令，皆未有将官与人员任责之法，致令来兵将不加存恤，劳役其身，至于逃避，而任职之人悉不加罪。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几四万，将副坐视而不禁，人员将校故纵而不问，至逃亡军人所在皆有。盖自来立法未详，兼军中长行节级人员，将校，什长相统，同营相依，上下相制，岂得致其逃亡漫不省察？况招军既立赏格，则逃走安可无禁？今参详修立赏罚十数条。"并从之。
五年，枢密院备童贯所言："陕西等处差官招谕逃亡军人，并许所在首身，更不会问，便支口券令归本营。边上军人惮于戍守之劳，往往逃窜于内郡首身，遂得口券归营，恐相习成风，有害军政。乞自今应军人首身，并须会问逃亡赦限，依今来招谕指挥：若系赦后逃亡，即乞依条施行。"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