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之盐：至元二年九月，御史台准陕西行台咨备监察御史帖木儿不花建言：“近蒙委巡历奉元东道，至元元年各州县户口额办盐课，其陕西运司官不思转运之方，每年豫期差人，分道赍引，遍散州县，甫及旬月，杖限追钞，不问民之无有。窃照诸处运司之例，皆运官召商发卖，惟陕西等处盐司，近年散于民户。且如陕西行省食盐之户，该办课二十万三千一百六十四锭有余。于内巩昌、延安等处认定课钞一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锭，庆阳、环州、凤翔、兴元等处岁办课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五锭，其余课钞，先因关陕旱饥，民多流亡，准中书省咨，至顺三年盐课，十分为率，减免四分，于今三载，尚有亏负。盖因户口凋残，十亡八九，纵或有复业者，家产已空，尔来岁颇丰收，而物价甚贱，得钞为艰。本司官皆勒有司征办，无分高下，一概给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一引收价三锭，富家无以应办，贫下安能措画？粜终岁之粮，不酬一引之价，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纵引目到手，力窘不能装运，止从各处盐商，勒价收买。旧债未偿，新引又至，民力有限，官赋无穷。又宁夏所产韦红盐池，不办课程，除巩昌等处循例认纳乾课，从便食用外，其池邻接陕西环州百余里，红盐味甘而价贱，解盐味苦而价贵，百姓私相贩易，不可禁约。以此参详，河东盐池，除捞盐户口食盐外，办课引数，今后宜从运官设法，募商兴贩。但遇行盐之处，诸人毋得侵扰韦红盐法。运司每岁分轮官吏监视，听民采取，立法抽分，依例发卖，每引收价钞三锭。自黄河以西，从民食用，通办运司元额课钞。因时夹带至黄河东南者，同私盐法罪之，陕西兴贩解盐者不禁。如此庶望官民两便，而课亦无亏矣。”
又据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胡通奉所陈云：“陕西百姓，许食解盐，近脱荒俭，流移渐复，正宜安辑，而盐吏不察民瘼，止以恢办为名，不论贫富，散引收课，或纳钱入官，动经岁月，犹未得盐。盖因地远，脚力艰涩。今后若令大河以东之民，分定课程，买食解盐，其以西之民，计口摊课，任食韦红之盐，则官不被扰，民无荡产之祸矣。且解盐结之于风，韦红之盐产之于地，东盐味苦，西盐味甘，又岂肯舍其美而就其恶乎？使陕西百姓，一概均摊解盐之课，令食韦红之盐，则盐吏免巡禁之劳，而民亦受惠矣。”本台详所言盐法，宜从省部定拟，具呈中书省，送户部议之。本部议云：“陕西行台所言盐事，宜从都省选官，前赴陕西，与行省、行台及河东运司官一同讲究，是否便益，明白咨呈。”
三年，都省移咨陕西行省，仍摘委河东运司正官一员赴省，一同再行讲究。三月初二日，陕西行省官及李御史、运司同知郝中顺会巩昌、延安、兴元、奉元、凤翔、邠州等官，与总帅汪通议等，俱称当从御史帖木儿不花及廉使胡通奉所言，限以黄河为界，令陕西之民从便食用韦红二盐，解盐依旧西行，红盐不许东渡。其咸宁、长安录事司三处未散者，依已散州县，一体斟酌，认纳乾课，与运司已散食盐引价同。见纳乾课，办钞七万锭，通行按季输纳，运司不须散引。如此则民不受害，而课以无亏矣。郝同知独言：“运司每岁办课四十五万锭，陕西该办二十万锭，今止认七万锭，余十三万锭，从何处恢办？”议不合而散。本省检照运司逐年申报文册，陕西止办七万二千六十余锭，郝遂称疾不出，其后讫无定论。
户部参照至顺二年中书省尝遣兵部郎中井朝散，与陕西行省官一同讲究，以泾州白家河永为定界，听民食用。仍督所在军民官严行禁约，毋致韦红二盐犯境侵课。中书如所拟行之。
两淮之盐：至元六年八月，两淮运司准行户部尚书运使王正奉牒：“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创立，当时盐课未有定额，但从实恢办，自后累增至六十五万七十五引。客人买引，自行赴场支盐，场官逼勒灶户，加其斛面，以通盐商，坏乱盐法。大德四年，中书省奏准，改法立仓，设纲攒运，拨袋支发，以革前弊。本司行盐之地，江浙、江西、河南、湖广所辖路分，上江下流，盐法通行。至大间，煎添正额余盐三十万引，通九十五万七十五引。客商运至扬州东关，俱于城河内停泊，听候通放，不下三四十万余引，积叠数多，不能以时发放。至顺四年，前运使韩大中等又言：‘岁卖额盐九十五万七十五引。客商买引，关给勘合，赴仓支盐，雇船脚力，每引远仓该钞十二三贯，近仓不下七八贯，运至扬州东关，俟候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恃以盐主不能照管，视同己物，恣为侵盗，弊病多端。及事败到官，非不严加惩治，莫能禁止。其所盗盐，以钞计之，不过折其旧船以偿而已，安能如数征之？是以里河客商，亏陷资本，外江兴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价以买不洁之盐，公私俱受其害。’窃照扬州东关城外，沿河两岸，多有官民空闲之地。如蒙听从盐商自行赁买基地，起造仓房，支运盐袋到场，籍定资次，贮置仓内，以俟通放。临期用船，载往真州发卖，既防侵盗之患，可为悠久之利，其于盐法非小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