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三月，定军官等级，万户、千户、百户、总把以军士为差。六月，成都府括民三万一千七十五户，签义士军八千六十七人。七月，分拣随路炮手军。始太祖、太宗征讨之际，于随路取发，并攻破州县，招收铁木金火等人匠充炮手，管领出征，壬子年俱作炮手附籍。中统四年拣定，除正军当役外，其余户与民一体当差。后为出军正户烦难，至元四年取元充炮手民户津贴，其间有能与不能者，影占不便，至是分拣之。
八年二月，以瓜州、沙州鹰房三百人充军。
九年正月，河南省请益兵，敕诸路签军三万，诏元帅府、统军司、总管万户府阅实军籍。二月，命阿术典行省蒙古军，刘整、阿里海牙典汉军。四月，诏：“诸路军户驱丁，除至元六年前从良入民籍者当差。七年后，凡从良文书写从便为民者，亦如之。余虽从良，并令津助本户军役。”七月，阅大都、京兆等处探马赤户名籍。九月，诏枢密：“诸路正军贴户及同籍亲戚僮奴，丁年堪役，依诸王权要以避役者，并还之军，惟匠艺精巧者以名闻。”十二月，命府州司县达鲁花赤及治民长官，不妨本职，兼管诸军奥鲁。各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总管，别给宣命印信，府州司县达鲁花赤长官止给印信，任满则别具解由，申枢密院。
十年正月，合剌请于渠江之北云门山及嘉陵西岸虎头山立二戍，以其图来上，仍乞益兵二万，敕给京兆新签军五千人益之。陕西京兆、延安、凤翔三路诸色人户，约六万户内，签军六千。五月，禁乾讨虏人，其愿充军者，于万户、千户内结成牌甲，与大军一体征进。八月，禁军吏之长举债，不得重取其息，以损军力，违者罪之。九月，襄阳生券军至都释械系免死，听自立部伍，俾征日本，仍于蒙古、汉人内选官率领之。
十一年正月，初立军官以功升散官格。五月，便宜总帅府言：“本路军经今四十年间，或死或逃，无丁不能起补，见在军少，乞选择堪与不堪丁力，放罢贫乏无丁者，于民站内别选充役。”从之。诏延安府、沙井、净州等处种田白达达户，选其可充军者，签起出征。六月，颍州屯田总管李珣言：“近为签军事，乞依徐、邳州屯田例，每三丁内，一丁防城，二丁纳粮，可签丁壮七百余人，并元拨保甲丁壮，令珣通领，镇守颍州，代见屯纳合监战军马别用。”从之。
十二年三月，遣官往辽东，签拣蒙古达鲁花赤、千户、百户等官子弟出军。诏随处所置襄阳生券军之为农者，或自愿充军，具数以闻。五月，正阳万户刘复亨言：“新下江南三十余城，俱守以兵，及江北、淮南、润、扬等处未降，军力分散，调度不给，以致镇巢军、滁州两处复叛。乞签河西等户为军，并力剿除，庶无后患。”有旨，命肃州达鲁花赤，并遣使同往验各色户计物力富强者签起之。六月，签平阳、西京、延安等路达鲁花赤弟男为军。莱州酒税官王贞等上言：“国家讨平残宋，吊伐为事，何尝以贿利为心。彼不绍事业小人，贪图货利，作乾讨虏名目，侵掠彼地，所得人口，悉皆货卖，以充酒食之费，胜则无益朝廷，败则实为辱国。其招讨司所收乾讨虏人，可悉罢之，第其高下，籍为正军，命各万户管领征进，一则得其实用，二则正王师吊伐之名，实为便益。”从之。
十四年正月，诏：“上都、隆兴、西京、北京四路编民捕猎等户，签选丁壮军二千人，防守上都。”中书省议：“从各路搭配，二十五户内取军一名，选善骑射者充，官给行资中统钞一锭，仍自备鞍马衣装器仗，编立牌甲，差官部领，前来赴役。”十二月，枢密院臣言：“收附亡宋州城，新附请粮官军，并通事马军人等，军官不肯存恤，多逃散者，乞招诱之。”命左丞陈岩等，分拣堪当军役者，收系充军，依旧例月支钱粮。其生券不堪当军者，官给牛具粮食，屯田种养。
十五年正月，定军官承袭之制。凡军官之有功者升其秩，元受之职，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侄复代。阵亡者始得承袭，病死者降一等。总把、百户老病死，不在承袭之例。凡将校临阵中伤、还营病创者，亦令与阵亡之人一体承袭。禁长军之官不恤士卒，及士卒亡命避役，侵扰初附百姓者，俱有罪。云南行省言：“云南旧屯驻蒙古军甚少，遂取渐长成丁怯困都等军，以备出征。云南阔远，多未降之地，必须用兵，已签爨、僰人一万为军，续取新降落落、和泥等人，亦令充军。然其人与中原不同，若赴别地出征，必致逃匿，宜令就各所居一方未降处用之。”九月，并军士。初，至元九年签军三万，止择精锐年壮者，不复问其赀产，且无贴户之助，岁久多贫乏不堪。枢密院臣奏，宜纵为民，遂并为一万五千。诸军户投充诸侯王怯怜口、人匠，或托为别户以避其役者，复令为军，有良匠则别而出之。枢密臣又言：“至元八年，于各路军之为富商大贾者一百四十三户，各增一军，号余丁军。今东平等路诸奥鲁总管府言，往往人死产乏，不能充二军，乞免余丁充役者。”制可。十二月，枢密院官议：“诸军官在军籍者，除百户、总把权准军役，其元帅、招讨、万户、总管、千户或首领官，俱合再当正军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