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率源自好习惯(12)

    孰人无过呢？谁都可能犯过失。这样说，可能大家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但“容过”讲的则是这样一种“过”，它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损失，或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己有关。例如，自己的下属有了过错，自己的合作者有了过错，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有了什么过错，等等。在这种情形下，能否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这种“过”，当然是衡量人的素质的一个方面。“容过”这种忍就是要压制或克服自己内心对于当事人的歧视，尽管自己心里并不快乐，感到懊丧，但却应该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着想，想一下自己如果在这种场合下会如何做，在做错了某事之后又有何种想法，当然，这里需要“容”，需要“忍”的是对于当事人本人，而对于具体的事情本身则应该讲明白，该批评的必须批评。

    由此可见，“容过”这种“忍”的形式主要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宽厚、平和人格。很明显，能够“容过”的人，往往能够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也能够得到人们的赞赏和认可。

    容人之过，不是一味退让，不是无能懦弱，而是一种宽广博大的胸怀，包容一切的气概。

    暂时妥协是人生的一大策略

    暂时妥协是人生的一大策略，暂时交出或放弃，是在这一过程中等待时机，创造条件，以求扭转乾坤以图东山再起。

    “妥协”就其词义来说，是用让步的方法避免冲突或争执。从词性上看，妥协并无褒贬之分。近日得闲，翻阅史传、小说，顿生感悟：原来，暂时的或者说必要的妥协，乃是人生一大策略。

    《老子》上有这样几句话：“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后人把老子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取予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成为我国古代军事上的一种暂作妥协、待机索取的常用策略。

    东周时期，在着名的“三家分晋”之战中，魏国国君等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策略。当时正值春秋末期，晋国的命运掌握在智、韩、赵、魏“四家”手中，其中智伯最强。他不满四家共享的局面，而欲独占晋国。于是，智伯打着加强公室的幌子，要三家各拿出一部分土地和庶民给晋君，实则是扩充自己的地盘。他先去威逼韩国国君康子。

    康子本想拒绝，宰相段规说：“智伯贪得无厌，假君命以削吾地，若用兵，是抗君也，彼将借以罪我，不如与之。”

    段规建议，接受智伯的要求，割地后见机而行。

    智伯又袭用逼韩之法，向魏国索要土地。魏君桓子认为他欺人太甚，欲加拒绝，宰相任章劝说道：“君予之地，智伯必骄而轻敌，邻邦必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则智伯之命不长矣。”

    结果正如任章所料，智伯终被韩、魏、赵三家所灭。

    战争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在条件不具备时，要想夺取或保存某种东西，必须暂时交出或放弃它，在“交出”或“放弃”的过程中，等待时机，创造条件，最后把它再夺回来。这种“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屡被后代兵家所推崇。

    历史小说《袁崇焕》中，谈及“取予之道”，给人启发，也令人感叹。袁崇焕是明末着名军事家，官至兵部尚书。他屡次击退清军的进攻，战功卓着，结果却是含冤被杀。小说中说，辽东战役时袁崇焕曾想以暂时的妥协换取准备的时间。他认为，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历史上不乏先例。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恢复、蓄养国力、兵力，等到汉武帝强盛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代父皇李渊做主，与突厥议和，等到兵马齐备，军队训练有素时，才派李靖北伐，大杀突厥犯敌。(顺便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外国政治家、军事家因某种需要而暂时妥协者也有实例。)同是妥协议和，秦桧与前金的议和，同诸葛亮与孙权周瑜的议和，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是屈膝投降，而后者是暂时退让，这种妥协是为将来的进攻做策略上的准备，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袁崇焕当时的委曲求全的妥协策略，难以让人理解，其为社稷计忍辱负重、行举世嫌疑之事，实属不易，此不多论。

    的确，有进攻必有退守，有冲突也应有妥协。大至军国之重，小至家务琐屑之争，带兵打仗，为官从政，做人处世，必要的妥协往往是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