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弦音诸乐，其要有四：一，定弦音应某律吕之声字，即得某弦之度分。一，弦音转调不能依次递迁，故以宫调为准，有几弦不移，而他弦或紧一音，或慢半音，遂成一调，而各弦七声之分因之而变。一，弦音诸调虽无二变，而定弦取音，必审二变之声，必计二变之分，始能得其条贯，不然，宫调无所取准。一，弦音宫调，惟宫与商徵得与律吕相和为用，馀四调阴阳乖应，或淆入宫调声字，不得自成一调。即此四者，条分缕析，则弦音旋宫转调之法备矣。
乐之学既微，自古言者又歧说繁滋，莫衷一是。子长、孟坚时已异同，隋、唐登歌，杂苏祗婆龟兹乐，以律吕文之，神瞽弗世，等於诗亡。宋人李照、和岘、范镇、蔡元定之徒，稍有志於复古，然但资肊验，或且饰以阴阳郛廓之说，明郑世子载堉始以勾股谭律度。
帝本长畴人术，加之以密率，基之以实测，管音弦分千载之袭缪，至是乃定。明年书成，分三编：曰正律审音，发明黄锺起数，及纵长、体积、面幂、周径律吕损益之理，管弦律度旋宫之法；曰和声定乐，明八音制器之要，详考古今之同异；曰协均度曲，取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及意大里亚国人德里格所讲声律节度，证以经史所载律吕宫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均字谱，赐名曰律吕正义。兰生、廷珍等皆赐及第，进官有差。
既又谕改订中和乐章声调，曰：“殿陛所奏中和乐章，皆沿明代，句有长短，体制类词，曾因不雅，命大学士陈廷敬等改撰，章法皆以四字为句，而乐人未娴声调，仍以长短句凑拍歌之。今考旧调已得，宫商节奏甚为和平，必使歌章字句亦随韵逗，则章明而宫声谐，其著南书房翰林同大学士详定以闻。”是年十一月冬至，躬祀圜丘，遂用新定乐律。
五十四年，改造圜丘坛，金钟玉磬，各十有六。五十五年，颁中和韶乐於直省文庙。初，乐章既改用“平”，而直省仍沿用“和”，至是从礼部请，始颁行焉。
世宗雍正二年，定耕耤三十六禾词，耕耤筵宴乐制，进筵，丹陛乐奏雨旸时若之章，进酒，管弦乐奏五穀丰登之章，进馔，清乐奏家给人足之章，其辞皆大学士蒋廷锡撰。后又定祭时应宫、祭风伯庙、教坊司作乐，祭雷师、云师庙，和声署作乐，官民婚嫁，品官鼓乐人不得过十二，生、监、军、民不得过八人，著为令。
高宗即位，锐意制作，庄亲王允禄自圣祖时监修律算三书，至是仍典乐事。乾隆六年，殿陛奏中和韶乐，帝觉音律节奏与乐章不协，因命和亲王弘昼同允禄奏试，允禄因言：“明代旧制，乐章以五、六、七字为句，而音律之节奏随之，乐章音律俱八句，故长短相协。今殿陛乐若定以四字为句，则与坛庙无殊，惟乐章更定，大典攸关，谓宜会同大学士、礼部将乐章十二成详议，令翰林改拟进览。”寻大学士鄂尔泰等议：“乐章十二成内，惟淑平、顺平二成每章八句，其十成乐章每章各十句，句四字，而按之音律，则每章八句，每句六、七、八字，以十句四字乐章，和以八句六、七、八字之音律，长短抑扬，宜不尽协。应将乐章字句，按音律之节奏以调和之，章酌从八句，句无拘四言。”奏可。
旧中和乐编钟内倍夷则四钟在黄锺正律之前，帝疑其舛，兼询编钟倍律及设而不作之故於臣工，时张照以刑部侍郎副允禄管部，名知乐，奏言：“编钟之制，以十六钟为一架，阳律八为一悬，在上；阴律八为一悬，在下。阳自阳，阴自阴。律吕之法，必有倍、半，然后高低清浊具备，以成旋宫之用。故阳律有倍蕤宾、倍夷则、倍无射在黄锺之前，有半黄锺、半太簇、半姑洗在无射之后。阴律则有倍林锺、倍南吕、倍应锺在大吕之前，有半大吕、半夹锺、半仲吕在应锺之后。倍蕤宾以还，则声过低而哑，半仲吕以还，则声过高而促，故不用。编钟无倍蕤宾、倍林锺，亦无六半律，以编钟具八，其音中和，已足於用。低不至倍蕤宾、倍林锺，高不至六半律，其序以从低至高，浊至清，排列为次。倍夷则、倍无射当在黄锺之前，倍南吕、倍应锺当在大吕之前，与箫管之长短，琴弦之巨细为一例。排箫倍夷则、倍无射二管在黄锺之前，倍南吕、倍应锺二管在大吕之前。琴之倍徵、倍羽二弦在宫弦之前，若琴弦箫管易位，则音不可谐，是以编钟之次第同於弦管。”又奏：“编钟一架，上八下八，上阳律，下阴吕。考击之节，南郊、庙祀及临朝大典，皆用黄锺为宫，北郊、月坛，则用大吕为宫。用黄锺为宫，则击上钟，用大吕为宫，则击下钟。临朝以下钟易置於上而击之，非下八钟不击也。又八钟原祗七音，姑洗为宫，黄锺起调为工字，倍夷则、无射为变徵，太簇为变宫，三钟不入调，是以不击。工字调外，则惟二钟不击。如以太簇为宫，倍无射起调为尺字，则倍夷则、无射、太簇三钟皆击，而黄锺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二钟又当不击矣。因相沿俱以黄锺调为黄锺宫，儒生不知音律，谓黄锺为声气之元，万物之母，郊庙、朝廷用之吉，否则凶。不知黄锺为宫，其第一声便是下羽，除变宫、变徵不入调，商、角、徵、羽必须迭用。若声声皆是黄锺，晏子所谓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况大武之乐，即是无射为宫，载之国语。无射乃阳律之穷，而武王用之，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无所不可，亦明矣。”上是之，命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