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把秀莲带走的当天，二奶奶就把大凤和小刘搬进秀莲屋里。她想叫外孙守在跟前，好逗乐。秀莲怎么样，随她的便，犯不着去操心。二奶奶一向讲究实际。姑娘家出个丑，没什么了不起，没准她自己还乐意呢。丈夫是个笨蛋，活该遇着这么档子事儿。她有了外孙子，又有的是酒喝，别的事，管它呢。
这一向，宝庆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挨老婆的骂，他从来不还嘴。要是有人问起秀莲，他就说她病了，或者转个话题，夸夸小外孙。朋友们很体贴，从来不打听，可也总有些人，好奇，不知趣。
他夜里翻来覆去，老睡不着觉。秀莲走了，家里显得空空荡荡。她伤了他的心。别人骗他，犹有可说，可是秀莲，他最心爱的女儿干这样的事儿，真叫他受不了。一想起她对他的欺骗，心里就疼得象刀子扎。
他并不是个遇到打击就心灰意懒的人。他也许会痛心一辈子，但责任还是要负起来，只要秀莲需要，他准备竭尽全力去帮助她。迟早张文不是甩了她，就是卖了她。他要找到她，看住她，在她需要的时候，拯救她。他没有力量去跟张文和他那帮土匪拚，不过，他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拉自己的闺女一把。他花了几个钱，打听到他们的地址。来报告的人，详详细细把情况告诉了他，连房间是个什么样子，秀莲怎么收拾布置，张文的那帮子朋友如何难缠，都绘声绘色告诉了他。
他想起秀莲住在那样的地方，守着间那样的小破屋，就难过得心疼。他有钱给他们赁间房，但他不打算这么做。不能为了闺女，跟那个坏蛋张文言归于好。办不到。
最好是把一切都忘掉。怎么忘得掉呢？秀莲是他的心头肉。虽说恨张文，在伤心之极的时候，他也丢不下他一手养大的孩子。他想把心思全放在小外孙身上。可他每次抱起胖外孙，就免不了心烦意乱地想起，秀莲怀了孕，快给他添第二个外孙了，还是张文的孩子！
他努力想忘掉秀莲和她男人。还有更要紧的事，等着他去做呢。他得想法儿把孟良救出来。想到这儿，他站起来，发了狠。只要他还有一分钱，一口气，一份力，他就要想办法把朋友救出来。孟良才是真心朋友。秀莲的事，他早就提醒过，只怨宝庆当时不开窍。孟良帮助过他，鼓舞过他，给他机会，让他为国出力。
搭救孟良的新使命，在他心里燃起了新的火焰。他不再一蹶不振，愁容满面，而是一心一意，又有了生活的目的。他到处打听，找当官的，找特字号的，四处花钱，打听孟良到底给关到哪儿去了。
当官的听了他的要求，都不免吓一跳，露出害怕的神色。“别管这事，”他们说，从他们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觉着他是白费劲。
有的人干脆对他说，为了这么个古古怪怪的作家去奔走，真是发了疯。他这才明白，哪怕走袍哥的路子，也行不通。那是当今政府的事儿。官儿们给他上了一课。他们不肯直截了当跟他明说，怕他把话讲出去。他们绕着弯儿说话，含含混混，不得要领。有个人说，“战争时期，只有带兵的有权势，枪一响，文官就吃不开了。”
宝庆听了他们的指点，去找带兵的。他给军官唱过堂会，认识不少人。他们对他挺客气，有的也对他的才情夸上两句。唔，现在正用得着他们，不妨去找找。可是，军官们一听他有事相求，多一半就忙得见不了客。顶多派个秘书，或者传令兵出来见见。不消多久，宝庆不用开口，就知道他们千篇一律必是这样回答：“剧作家，小说家，都靠不住。本该把他们搞掉，省得他们找麻烦。”有一位高级将领，好奇地瞧着他，不怀好意地问：“你活够了，想找死吗？还是唱你的大鼓去吧，老头子！剧作家，你就别管了，还是让他在监牢里呆着吧。”
宝庆鞠个躬，走了出来。他没了辙。世道真变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敬重斯文，连唐玄宗还不敢得罪李白呢；可今天军人就敢把学者抓起来，关在监牢里。说不定孟良已经掉了脑袋。他猛地站住，恐怖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当今政府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现而今的领袖，见识还不如个孟良？他连忙看了看四周，害怕他心里的疑问，会被人听见。他加快了脚步。
这天晚上，他去找孟良在剧院的一些朋友。这些人告诉他，他们正连日地奔走，想把孟良营救出来，可是一直打听不着他关的地方。他们认为他还活着，别的就不知道了。想在报上登个寻人广告，看看会不会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来报信。可是给新闻检查当局挖掉了。他们还没有绝望。不管找不找得到，还是要找下去。有位青年把宝庆拉到一边，跟他说了起来。“要是做得太显眼，弄得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营救他，特务机关，没准就会把他干掉。”他说，“可是话又说回来，要是我们不去动员群众关心他的事，要救他就更没有指望了。所以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宝庆越听越糊涂，他只明白这位青年是要他别太莽撞，怕对孟良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