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在长芦，乾隆以来，正杂课共徵七十馀万。自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价二文，谓之河工加价。五年，又因高堰大工加价，三年后，半归商，半归公。八年，复将充公一文归商，然历年欠项已积至千数百万矣。时银价翔贵，商亏弥钜，於是又加价以调剂之，或一文或二文。旋议行减引并包法，盖芦盐三百斤成引，连加耗包索重三百四十斤，搬运筑包等费，历年加增，亦足病商。今以十引改筑九包，减引一成。二十一年，再减引二成，照前改筑。二十四年，又奏停额引十五万，减去课银六万馀两，而困仍莫苏。盖本因浮费重而欠课，因欠课多而增价，官盐价贵，私盐乘之，蓟、遵六属，枭贩与官为敌，而永平七属尤甚，不得已改为官办。二十八年，商倒引悬，河南二十州县、直隶二十四州县，未运积引至百馀万，未完积欠至二千馀万。命定郡王载铨、仓场总督季芝昌，会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查究。每引因费重需成本五两有奇，乃就正课、帑利、杂款、积欠，釐为四类，其盐价每斤减制钱二文以敌私，斤重则每引加百五十斤以恤商，州县陋规则严行裁汰。引地悬岸，则直隶招商，河南改票，皆先课后盐。至停引原限五年再酌展，约每引摊算仅二两有奇。
其在山东，乾隆以来，引票正课徵银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馀两，杂款共十万一千八百馀两。自嘉庆初帑息递增至二十一万馀两，较正课增倍。十四年，南河大工加价二文，每年应欠二十九万两，较正杂课又增一倍。十七年，复议加价一文，以半归商，半弥补商欠。而当年课项不能完，乃归次年带徵。带徵又未完，乃按年分限，或十二限，或二十限，递年推展。至道光元年，将河工加价停徵，而积欠已五百三十馀万，然尚完课额。五年，因高堰大工，又议加价二文，奏明三年后半归商、半归公，然所完仅及半，正课反因之拖欠。至七年，全纲倾败，於是设法调剂，以积欠款为一案，俟堰工加价归商后，弥补帑本，酌留百二十九万生息，馀银二十七万。至十二年起限，分二十限拔缴，南运每引加二十五斤，北运加二十斤，其归补旧欠之半文加价，并归商以轻成本，免徵南运十三州县与票地临朐等六县堰工加价以敌私。而旧欠暨现年应交帑息犹不能完，於是将报拨之一文堰工加价悉数归商，并将一分帑息减三釐，此道光十五年也。
时银价日昂，亏折弥甚，迨临朐等九州县票商倒乏，因改官运。十七年，命盐务归巡抚管理，寻又议加二文。二十三年，停引票二成，以八成作总额，并停馀引。二十七年，又议引地加价二文，票地加一文。逾年，各岸竟倒悬二十馀处。时新旧积欠计八百馀万，而十五年后所欠正杂课又九十馀万，十九年后积欠八十馀万，二十七八年皆未奏销。於是定郡王等会同山东巡抚徐泽醇奏准将两年奏销免其造报，积引停运，积欠停徵。自二十九年始，改为先课后盐，除有商运州县外，皆改官运，无论官商，每引加七十斤，帑息每引减一钱，十八年二文加价亦减一文，以便民食。
其在浙江，自道光元年裁巡盐御史，以巡抚帅承瀛兼管盐政。承瀛疏言：“嘉庆十五年前，抚臣蒋攸銛清查浙江运库垫缺银数仅五十五万馀两，甫十载乃至百七十三万三百两。缘迩来引壅，旧纲未毕，新纲即开，套搭行销，不能以一纲之课归一纲之用。而每年奏销有定限，但完正课，即报全完，其带输之款及外用银，并未徵足，历次河饷又须拨解，是以不得不於徵存银内挪垫。而商捐用款，每遇交办公事，奸商复借名浮支。臣今饬运司遇支解银两，如本款无银即停给。或不得已，亦止以外款垫发内款，不准以内款垫给外款。”嗣后至六年，销数皆及额运，库存银百二十八万。自七年至十年复短销，仅存十一万。盖因巡抚程含章请加增馀价，盐贵引壅所致。迨十一年停止，销数遂至九成。二十九年，命芝昌往查，时又短销，仅至五六成。乃请将停歇各地招商承办，并酌加盐斤。
其在广东，所办羡银颇多。盖粤盐至西省，每包申出盐十馀斤，嗣又添买馀盐万包，发埠运销，按九折较羡，是为秤头盐羡，约二万七千馀两。庆远等五府苗疆食盐无引额，皆捆运馀盐，交近埠带销，为土司盐羡，约五千馀两。海船运盐，灶户补船户耗，官为收买，发商运销，是为花红盐羡，约四千馀两。粤省鼓铸，岁资滇铜十馀万斤，滇省广南府属岁资粤盐九万馀包，每年两省委员办运，至百色交换，谓之铜盐互易。又广州驻防食盐、育英堂盐，各数十包，皆取之馀盐，按包计羡，藉此充外支经费，故无杂课。正饷有部饭、平头、纸朱等银，又东省盐船所过抽税约四千馀，西省约四万馀，其帑息则八万馀。各项历年拖欠，初省河因损款多，致奏销迟缓。道光二十四年后，潮桥疲滞，甚於省河。然军兴糜烂，广西淮盐全弃於地，而粤课犹十得八九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