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年，闽浙总督王懿德等，始有军需紧要，暂时从权，量予抽捐之请。朝旨允行。八年，与法定约。向来洋药不准通商，现稍宽其禁，听商贸易。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只在口销售，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准华商运往内地，法商不得护送。嗣与各国定约皆如之。九年，上以洋药未定税前，地方官多有私收情弊，现既议定税章，自应一律遵办。上海为各商薈萃之区，尤宜及早奉行，不得以多报少，藉肥私囊。两江总督何桂清请减轻洋药税，下廷议。寻议：“洋药税则，各省关均照办，江苏何得独异？所徵税银，每三月报解，不准留支。至洋药釐捐，与关税有别，原定银二十两，毋庸再加十两，惟不得以洋税抵作釐捐。”允之。云贵总督张亮基言滇省向无洋药，上命先将所产土药分别徵收税釐，不得以洋药混土药。
十一年，上海新行洋药税章程，而普鲁斯领事密迪乐以洋商既定进口税，重徵华商，有碍洋商贸易。上曰：“洋商进口，华商出口，两税各不相碍。”不允其请。时税务司赫德言：“洋药抽税，今昔情形不同，收税愈重，则走漏愈甚。”上以其言可采，下所司酌议施行。
光绪初元，广东招商包收洋药捐，年认交四十二万元，五年限满，每年递增二万元。二年，与英定约，洋药入口，由官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照则纳税；并令购者输纳例税，以防偷漏：其数由各省酌定。六年，广东新商接办洋药捐，年认交九十万元，仍五年为限。
七年，大学士左宗棠言：“禁食鸦片，宜先增税。洋药百斤，拟徵税釐百五十两。土药价低，准依洋药推算。”上命将军、督抚及海关监督各就情形妥议以闻。寻直隶总督李鸿章言：“洋药既难骤禁，只可先加税釐。烟价增，则吸者渐减，未始非徐禁示罚之意。惟釐税太重，恐偷漏愈多，亦须通盘筹计。查洋药由印度先到香港，然后分运各口，奸商即於该港私相授受。检阅贸易总册，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四年，到港洋药，每年八万四千至九万六千馀箱，运销各口有税者，只六万五千至七万一千馀箱。五年到港十万七千馀箱，运销各口有税者，只八万六千馀箱，年计私销二万数千箱。加捐易办，偷漏难防。拟於洋药每百斤正税三十两外，加徵八十两，统计釐税百一十两。土药不论价之高下，每百斤征四十两。”帝用其议。又以洋药来自英商，命出使大臣曾纪泽与英确商。至九年，始如前议定约，并在进口时输纳。
十年，定不分洋土药，给华商行坐部票例。其行票每限十斤，斤捐银二钱，经过关卡，另纳税釐。无票，货没官。其行店坐票，无论资本大小，年捐二十两，换票一次。无票不得售卖。十一年，定洋药入口，由官验明封存，俟每箱百斤，完纳正税三十两、釐金八十两，方允出运。十三年，与葡定议，在澳门协助中国徵收运往各口之洋药税釐，一如英香港办法。
二十八年，定洋药税釐并徵，仍照现行约章，嗣后应以釐金作为加税。又定英商莫啡鸦之禁。其为医药用者，进口仍照则纳税，俟领海关专单，方准起岸，违者没官。是年裁浙江洋药釐金局，归海关釐税并徵。三十二年，德宗锐意图强，命限十年将洋药一律革除净尽。又以鸦片为生民之害，禁吸尤必禁种，为清源办法，务令递年减种，统限十年将洋土药尽绝根株。是年开广西巡抚柯逢时缺，赏侍郎衔，督办各省土药统税，设总局於湖北，各省并设分局。逾年，以洋土两药税釐为岁入钜款，既严行禁断，应预筹的款以资抵补。初定莫啡鸦进口每两徵税三两，至是以既准医药需用，减轻照百货例，值百徵五。
宣统二年，度支部奏言：“各省土药减收，业将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山东、山西土药统税分局先后裁撤。其两湖、陕、甘、两粤，略有收数，自应及时收束。惟税局之应否裁撤，以有无税项为断，而统税之应否停徵，以有无产土为衡。”於是分遣司员，派赴各省调查。明年，又奏言：“现在拟裁土药统税分局，尚未据各省议定办法，派员接收。而洋药进口，已与英定约，税釐并徵，每百两增收二百五十两，土药亦须同时比例加税。查土药价值不及洋药三分之二。以徵为禁，税则无妨略重，即照洋药税推算，定土药百斤加徵二百三十两。凡未禁运及本产本销地方，即按新章徵收。”从之。时与英议定，禁烟递减，已满三年，如於未满之七年期内，土药禁绝，则洋药亦禁进口。以洋药加税实行，停止各项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