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的手提箱(2)

　　那是2000年的3月。虽然这只是一条简短的线索，史子还是感到很兴奋。这毕竟是她手里惟一的坚实信息。她开始寻找资料，阅读她能找到的、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所有文字。这个她原本不熟悉的地名，渐渐从迷雾中清晰起来。原来，那是纳粹给一个捷克小镇起的名字。它原来叫特莱津（Terexin），是一个可爱的小镇，镇上有两个古堡，始建于19世纪，用来囚禁军事和政治罪犯。它被居住在那里的捷克人建设得十分漂亮可爱。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把整个小镇用围墙圈住，士兵看守，把它变成了犹太人的集中居住区（ghetto）。原先住了五千居民的小镇，拥挤地塞满了被迫离家的犹太人。“二战”期间，曾经有十四万犹太人在这里住过，其中包括一万五千名犹太儿童。汉娜就是其中一个。
　　随着阅读的深入，史子对这个集中居住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读到许多发生在那里的可怕的事情，读到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几乎都和汉娜一样，后来向东转送到更为可怕的地方，如奥斯威辛这样的死亡营。但是她也读到，所谓的集中居住区（ghetto）是比集中营宽松一些的犹太人集中生活的方式。他们在这个被圈住、被士兵把守的小镇里面，有一定的活动自由。同时，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犹太人中间，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居住在那里的犹太孩子教授各种课程，不仅让孩子学到知识，还借艺术给孩子们作心理疏导。他们教音乐，还教孩子们画画。最后史子读到，在特莱津，居然有四千五百张犹太孩子在囚居时期的画作，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看到这里，史子的心怦怦直跳：也许，那里也有汉娜的画？她抑制住自己的激动，给特莱津集中居住区博物馆，写了一封信。
　　几个星期之后，2000年的4月，一个大信封从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抵达东京。特莱津博物馆回答说，他们不知道汉娜的经历。可是在当年的营地里，确实偷藏了大量犹太儿童在囚禁中的画作。其中许多作品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犹太博物馆展出。从信封里，她抽出了五张照片。史子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孩子的画。一张是彩色的花园，还有四张是铅笔或碳笔画。每张画的右上角，都写着：汉娜·布兰迪。
　　这个夏天，史子精心组织的展览《孩子眼睛里的浩劫》终于展出。作为一个民间小博物馆的小型展出，吸引的观众数量，已经比她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且，来的还有成年人，展览应该说是成功的。其中最吸引观众的，就是汉娜的手提箱和她的画。大家看了当然都会问，汉娜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她长得什么样？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史子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她又给特莱津博物馆去信询问，他们回信说，他们只有这些画，却并不知道画画的孩子的故事。
　　特莱津、特莱津，这个名字，一直在史子的脑子里徘徊。她知道，这是惟一可能揭开汉娜手提箱之谜的地方。她决定亲自去一趟。可是捷克在千里之外，她没有这笔旅费。到了7月份，机会终于来了。她受邀参加在英国的会议。从英国去捷克，就不那么远了。2000年7月11日早上，史子终于抵达特莱津镇。可是，她当晚必须赶回布拉格，回日本的飞机是在第二天清晨，她的时间有限。不幸的是，她疏忽了，没有事先打电话和博物馆预约。直到到了博物馆门口，她才发现那里没有人。原来那天恰巧是当地的一个节日，博物馆不开门。
　　史子万分沮丧地坐在博物馆的大厅里。正不知如何是好，她忽然听到远处的某个办公室发出一个声音，她循声而去，果然发现有个办公室里有人。这个意外地待在办公室而没有回家过节的女士叫露德米拉。远道而来的日本女子的决心感动了她，她想尽可能为史子找出汉娜的线索。她按照索引从九万个曾被关押在这里、又转去东方的犹太人名单中，找出了汉娜·布兰迪的姓名和生日。史子仔细查看这张名单。她发现在汉娜的名字上面，就是另一个同姓的名字乔治·布兰迪。他会不会是汉娜的家人？露德米拉判断那是可能的，他比汉娜只大三岁，很可能是她的哥哥。而纳粹做的名单经常把一家人列在一起。
　　史子还发现，名单上的姓名旁大多有一个折钩的记号。她追问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露德米拉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有折钩的，都没能幸存下来。史子看了一下汉娜的名字，有一个折钩，也就是说，她和囚禁在特莱津的一万五千名儿童中的大多数一样，熬过了这里的日子，却没能在奥斯威辛活下来。对史子，这不是太大的意外。但是确认汉娜的死亡，她还是很难过。她定定神，继续查看名单。这时她发现，在乔治·布兰迪的名字旁，没有这个死亡折钩。
　　汉娜可能有个哥哥，她的哥哥可能还活着！史子央求露德米拉找出乔治的更多消息。可是露德米拉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她经历过更多的失望，就不那么乐观。她是有道理的，战争结束已经五十五年了。乔治可能已经改了名字，可能远离家乡无人知晓，也可能在这些年里去世了。可是，她还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寻找。她抽出另一份纳粹留下的名单，那是乔治在特莱津囚禁期间住的那栋房子的排铺位名单。由于拥挤，一个垫子两个人睡。露德米拉对史子说，她知道，那个和乔治合睡的人科特·库图克，他还活着，就住在布拉格。
　　时间已经很紧张了。史子必须再赶回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打听科特·库图克的消息。史子赶到那里，已经邻近闭馆了。她找到一个叫米盖拉·哈耶克的女士。在寻找汉娜那些绘画的时候，米盖拉就帮了很多忙。这次，真是幸运。史子一说出科特·库图克的名字，米盖拉马上说，我知道他，我会帮你找到他。她打了一连串的电话，最后找到了库图克先生的秘书。今天的科特·库图克，是一个艺术史学者。他要坐当晚的飞机出国，秘书挡驾说，他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在米盖拉的坚持下，提着行李的库图克先生，天黑后匆匆赶到只亮着一盏灯的博物馆。“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个时候的难友”，他说，“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是朋友，乔治·布兰迪，他今天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2000年8月，七十二岁的布兰迪先生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他打开信，“亲爱的布兰迪先生，……请原谅我的信可能给您带来伤害，提起您对过去艰难经历的回忆……”他一阵眩晕。从信封里他抽出几张照片，那是小汉娜的画，还有一张照片，那是汉娜的手提箱。
　　一个月后，史子望眼欲穿的回信终于从多伦多来到东京。她在办公室打开信封，止不住激动地叫起来。大家涌进办公室，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史子喃喃地说，那是个多美丽的女孩。她手里是汉娜的照片。她开始哭起来。她终于唤出了汉娜，一个活生生的捷克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