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曾国藩疏言：“八旗劲旅，以强半翊卫京师，以少半驻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满，其额数常不过三十五万。绿营兵名为六十馀万，其实缺额常六、七万人。乾隆中叶，增兵议起。向之空名坐粮，悉令补足，一举而增兵逾六万。经费骤加，大学士阿桂争之不得。至嘉庆、道光间，睹帑藏之渐绌，思阿桂之远虑，特诏裁兵，而两次所裁仅一万六千。请饬各省留强汰弱，复乾隆初制。”谕如所请，命各督、抚分三年裁复旧额，所裁之数，年终汇陈，不得再有空粮之弊。四年，裁山西马、步、守兵五千八百馀，云南步、守兵三千九百馀。同治八年，裁九江、洞庭、岳州、荆州等水师营，改城守营，并酌设陆汛。
光绪五年，左宗棠、杨昌濬疏言：“军兴未收制兵之效，由饷薄而额多，不能应时精练，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不精与不练同。甘肃赋少兵多，军实向资他省，饷源稍绌，动滋事端。亟宜量减可裁之兵，以节饷糈，即以所裁军饷加所留之兵，庶可责其勤练。雍正中，甘兵定额较内地为多，后虽陆续裁减，计尚存马、步、守兵五万七千馀。即须分成核减。”六年，丁宝桢言：“四川自军兴后，招募营勇，裁者少而增者多。同治间，楚、黔、川勇多至六万馀。次第裁撤，至今存营勇二千九百馀，尚可裁其什一。”是岁，湖南各营弁兵及水陆防勇次第裁者四千三百馀，湖北裁者三千二百馀，安徽陆续裁者约九千馀。八年，张曜疏言：“裁汰勇丁，即可规复兵额，变通营制，方能永固边防。”九年，张之洞奏整顿山西绿营练军，裁湘军正勇千人，设筹资遣，寻复裁汰，综合前后裁兵约及六千人。时贵州制兵裁汰二成，守兵裁者三千二百馀，战兵二千九百馀。江西额兵万一千九百馀，近始以制兵作练军，然长年调练，冒替弊生，遂有“兵止一人，人已三变”之诮。因定抚标选锋仍旧操练，裁外属各营抽练之军，悉回原汛。
十一年，谕直省裁汰绿营。卞宝第言：“广西额兵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千。粤逆初起，不过二千人。合此巨数之兵，不能击少数之贼。广西如此，他可类推。自后发、捻、回、苗恣乱，绿营战绩无闻。今宜以渐变通营制，裁额并粮，以两饷挑一兵。如额兵一万，分二十营，一半驻守，一半巡防。无事则计日操防，有警则随时援应。绿营积习，无许复存。”
二十二年，谕：“近者户部奏请裁兵，宜汰绿营七成，勇营三成。通谕以来，惟山东陈明分限五年裁减五成，此外酌裁无几。综各省兵勇尚八十万有馀，岁饷约共三千馀万。绿营积惰，久成虚设。当兹借款期迫，弃有用之饷，养无用之兵，因之国穷民蹙。各将军、督、抚亟应定限切实裁减以闻。”
二十四年，从胡燏棻等言，裁并绿营、练勇，选练新操。时山东兵额已陆续裁十之三。至是以不敷分配，未裁之二成，仍止不裁。於是山西以汰存兵额不敷防卡之用，请增练新军数营。恭寿亦言绿营弊深，屡裁而益弱，须藉民力以辅之，宜急行团练。
二十七年，刘坤一、张之洞奏汰绿营，言：“绿营官皆选补，兵皆土著。兵非弁之所自招，弁非将之所亲信，既无恩义，自难钤束。以传舍之官，驭世业之兵，亦如州县之於吏役，欲其整饬变化，服教从风，此必无之事。况绿营将弁，薰染官习，官弁且不易教，况於兵乎！层层积弊，已入膏肓，既甚骄顽，又极疲弱，本难练成可用之兵，自非裁汰不可。惟有分年渐裁一策，不分马、步、战、守，每年裁二十分之一，计百人裁五，限二十年而竣。计成扣饷，按次销除，即以节省之饷，作缉捕营察之用。惟湖南镇筸镇，系改土归流，无土著农户，除苗产外，地皆屯田，民皆兵籍，绥靖镇亦然，请於此两镇兵额不再裁汰，但将绿营改为勇营。所裁将领，可用者改隶勇营，不能带勇者，开缺或改官。使武职无把持之弊，合天下兵出於勇营之一途。更定营名，以符名实。”
二十九年，从徐世昌等言，以绿营挑改巡警。
宣统元年，步军统领衙门疏言：“巡捕五营，原设马、战制兵万人。嗣因屡次裁并，中营现兵千五百人，内分马兵五百四十，战兵八百六十，简差战兵百人。南营兵千二百五十人，内分马兵三百二十，战兵三百三十，简差战兵百人。左营兵八百人，内分马兵三百二十，战兵三百八十，简差战兵百人。右营兵七百人，内分马、战兵各三百，简差战兵百人。惟南营汛地设巡警后，差务较简，请拨南营兵三百七十五人隶北、左、右三营，每营马兵各三百六十五人，战兵四百十人。”是年，免裁之镇筸、绥靖二镇，定议改为续备军。此外乾州、永绥、常德诸协，河溪、保靖等营，留兵各三、四百人，去绿营之名，改勇营规制，作为续备军。岳州、澧州等营，各裁将弁，存兵六十四人或至九十三人。其馀抚、提、镇、协诸营，各裁统将，一以同城将领兼统馀兵。湖北通省将领，副将五人裁去一人，参将七人裁二人，游击十七人裁五人，都司十一人裁三人，守备三十三人裁十人。其抚标各营尚未尽裁，俟分军裁汰。是年，裁江北旧役卫兵左右二哨兵。贵州绿营已裁二成，寻裁副将以下各官，归并四营，酌改六营，惟边防要地佐防军所不及者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