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争（第三章）(3)

    那一年是一九六九年，是备战的年月，城镇人口一律疏散，她跟继父商量的结果就是将我和弟弟送回另一个县的农村老家。我当时想，还不如不商量的好。他们叫来了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让她把我和弟弟接回下乡，我们经过地区所在县玉林时，在姐姐的同学家吃了两顿饭，其中有一顿是十分好吃的炒米粉。那里还有一台织布机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奇怪的机器。在逛大街时我母亲给我姐姐的五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小偷偷走了，我姐姐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要把丢钱的事告诉妈。她找了熟人，让我们坐上了开往家乡县城的解放牌大卡车，那车汽油味很重，我吐得天翻地覆才到靠近老家的一个小镇。然后我们步行二十几里回到老家，开始了每顿吃很稀的稀粥和很咸的咸菜的日子。

    那是我失学的日子，想起这段日子我心痛欲裂。起初我不知道我将失学了，我以为仅仅只是因为备战，母亲让我回老家暂时躲一躲，很快就会把我接回家的。在农村的叔叔家一安顿下来，我立即给母亲写信，信发出之后几天，我便每天到大队部等回信，我每天都去，但每天都是白等。我等了快一个月，母亲的信还是没有来，这时姐姐说：多米，你不要再等了，你妈既然结婚了，你就在老家过吧，叔叔是好心人，不会嫌你的。这番话使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隐约感到，我也许回不了B镇母亲的身边了。

    回老家的日子是暑假的日子，秋天到来的时候学校就开学了，开学的日子永远是我的节日，我总是在开学之前的两三天就兴奋起来，心情轻松愉快，在那个四年级开始的学期，我在老家的山上割草打柴，没有人想到我应该上学。我母亲没有来看我，也没有给我写信，现在想来，她当初也许是下了决心把我们放在老家了，她想她已经尽到了责任，一个人靠三十几元工资拉扯了两个孩子六年之久，她已经问心无愧了，林家的人有义务把林家的后代拉扯成人。在那段日子里，我一有空就跑到大队的学校张望，我远远地站在教室的后面，看着那些衣衫破旧的农村孩子在上课。我内心充满了艳羡、焦虑和茫然，跟现在“希望工程”所要挽救的失学儿童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是贫穷落后地区的农村孩子，我不是，我母亲是国家干部、医务工作者。

    我站在老家的陌生土地上，听着陌生的孩子们读书的声音，心里充满了悲伤和绝望，我想我是最优秀的学生啊，我怎么就不能上学。我这样想着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算术老师会走到我的书桌前，把我提前许多天（有时是学期刚到一半我就把整个课本的算题做完了）做出的算题抄到他的课本上，他会认为我算出的都是对的。二十多年过去，老师写信来，仍说我是他所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命运有时真是十分古怪，如果不是后来母亲又把我接回身边上学，我很可能在叔叔家长到十六岁就嫁人了事。每当我想到这个可能的结局时就心惊胆颤，全身冰凉。每当我陷入绝境的时候，那个可能的命运常常像一张饥瘦的黄脸在我面前晃动，它提醒我，我现在的一切都是赚了的，我应该满足。

    至今我感谢我的小叔叔，他能在他四个孩子之外收留我们姐弟，使我们吃上他的孩子也吃的很稀的稀粥和很咸的咸菜（那是一种用萝卜加大量生盐熬煮几天几夜，直到把萝卜煮到发黑的地步才能完成，放在缸里，名称叫“萝卜腩”的一种咸菜）。叔叔让我上山打柴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我既然已经十岁了就不能白吃饭；他不让我上学，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想既然我母亲都想不到让我上学他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

    所以我一点都不怨恨他。我在老家的日子里，听不懂他们说的客家话，没有书看也没有电影看（过年的时候二十多里地外放映《地道战》，令老家人激动不已）。老家的日子使我沉默、孤僻和绝望。

    那些日子我没有想念母亲，我入神地想念的是我的同班女同学，我跟她们算不上很要好，但我想念她们。我入神地想念她们的外号、吵架的声音、难听的粗话，她们所有的恶劣行为在我的面前如繁花般灿烂和明亮，就像并不是我真正经历过的，而是一个梦境或天堂，我与她们真正是隔了千山万水，永远不能再相见了。我怀着永别的心情给她们写了一封信。回信很快就来了，信封胀鼓鼓的，写着我的名字，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信，我激动不已地拆了封，里面是大小不同的五六张纸，是五六个同学写来的，她们每人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那是当年的习惯，写作文和写信都要先抄语录。她们不知道要给我怎样的鼓励才好，她们便抄道：“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写了庄严的语录，才是她们各自寥寥数语的信，“***”中念书的四年级学生，除了抄语录以外就表达不出别的意思了，她们的信空洞无物，甚至千篇一律，但我如获至宝地捧着它们，就像捧着最精彩的故事，它们像火焰一样一朵一朵地在我的头顶开放，成为我的节日。我无数次地读过它们之后我平静地想：她们虽然还在念书，但她们不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