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定义（第五章 作为资产的悲哀）(3)

　　描写奥斯威辛空前的惨剧以及为它带来的后遗症长久困扰、痛苦到最后终于一死的女性，斯泰龙创作的文学可以说也具有和上述相同的作用。确如斯泰龙所写，即使通过她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总而言之，理性上不能超越它，然而读完《索菲的选择》之后，我们的感受是，确实依然深深信赖属于人的行为，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我和斯泰龙谈了相当长时间的话——如果把我这个想法向作家说出来，就可能像山村的孩子怕见生人似地妨碍她说话，所以只是一直默默地听着——全是２０世纪人类受非情悖理的苦，以及经过这种痛苦之后的更生这一主题，了解到自己和眼前的这位美国作家都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的，所以，我认为文学即使现在不也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桥梁么？《索菲的选择》是在叙述者即作家被巨大的悲痛摧垮而睡在海边，作了个被活埋的令他痛苦的梦，醒来时看到沙滩上嬉戏的孩子们往他身上堆沙子，此刻夜已过去，故事就在这里结束的。叙述者说：“我自己祝福我的更生，与此同时，孩子们好像用沙子保护我，把我埋上，我紧紧裹在外套之下，像木乃伊那样直挺挺地躺着，随他们摆布。就在这时，我把以下的话写在心上：‘在凉沙之下，我梦见自己死去／但是我醒来看到黎明／看到灿烂的晨星，在光辉之中，’／不是审判的日子——是个无异于往常的早晨。早晨，一个美丽的、真正的早晨。”总之，斯泰龙描写回到日常生活中更生的小说就这样结束了。

　　２０世纪残酷的历史给人类带来的悲痛，通过文学的表现过程，同时也是对于具有人类规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给以鼓舞的过程。它使我重新思考的是，为出席国际笔会而来东京的作家中，有一位曾提问：关于广岛的文学为什么是必要的？——我在那里，在那里我饱尝了这种悲惨，仅仅凭这两句话本来就能给他以强力的冲击！——但是对如此提问我却得到启发。前面我已经写过，我受日本笔会的出版委员会委托，选出了土生土长于广岛、长崎的受难者写出的经历，以及外地人追记自己的经历等等短篇，编辑成集，题名为《面对一无所知的未来》，并且协助出版了英语版的《AtomicafCtermath》。这英语版对外国人参加者一律发给一册，所以我有责任直接回答这个提问。

　　方才提问的问题，他如果读一下业已发给他的英译本原子弹小说集，他本来自己就能解答的。那时我在奥斯威辛。这句证词任何时候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斯泰龙的小说里，正如她写下来的这句话一样，使怀有巨大悲痛的人，有朝着更生的方向前进的鼓舞力量。奥斯威辛以后，作家费了３０年的努力，

　　从那时我在奥斯威辛，从她曾经在奥斯威辛这个地点，直到看见跳过悲剧求得更生的方向之处，我以为可以说她是怎样不停地修筑这条路的啊。在这个不停的过程之中，作为资产的悲哀发挥了作用。

　　说起日本人之中根据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而写的作品，首推前面提过的林京子写的《空罐》。它描写的是３０年前，女中学生们遭遇大灾大难而幸免于死的同班生们聚会于长崎，在行将停办的母校畅谈往事，并叙述此举之动机的短篇。年轻的姑娘们所经历的，是没有任何意义、完全不合情理的——借用井伏鳟二在《杜若》里说的话，那就是荒唐诱顶——极其残酷的事。

　　如果把它用数字和主要用记述文章表现，就是以下这样的：“毕业以来，我是第一次看到礼堂。站在门口时我呆立不动，当时我想到的是，在这礼堂里既没有举行过音乐会，也没有举行过毕业典礼，而是战争结束的当年１０月举行的追悼死于原子弹的学生和老师们的追悼会。我献上无言的祈祷，是给那一天死难的朋友们的亡灵。大木她们也是这么想的吧。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原和大木被动员到浦上兵工厂作工，工厂被炸而负重伤，她俩被抬来放在礼堂的地板上。原和大木后来伤愈活了下来，但是几十位女生在老师和同学们眼前死在地板上了。学生一千三四百人之中，光死者就将近３００人，这是从８月９日到１０月开追悼会的数字。被动员到浦上军需工厂而当时就被炸死的人，在自己家里死去的人，各种各样都有。用日本纸和毛笔写的学生们的姓名，在礼堂的粉皮墙上从头到尾分四、五段贴才能容得下。”

　　那么，如此巨大不合情理的事，是怎样通过人的感情而被记忆的？如果联系前面的那些话，那残酷的事如何提高到人们作为资产的悲哀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