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虫（第三章 西园的风花雪月）(2)

    我喜欢电影里的男主角的时候很少，除了《乱世佳人》里的白瑞德，我一时还想不起来有谁。总之在深夜里观看吕洞宾这件事使我感到有些奇怪，最后我才明白，他跟我多年前的某一位男友有几分相像。

    这个男友就是泽宁。

    泽宁像神怪片里的人物那样白光一闪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但他没有齐腰长发，如果有，他就是一个疯子。

    当时他理的是寸头，风格上有点冷硬，不像一个搞艺术的人。八十年代的美术界青年不是剃光头就是披肩长发，而且统统穿黑色Ｔ恤，到中央美院一看，完全是一个光头黑衣党的世界，每个人长的都是一个样，不是十胞胎就是九胞胎，毫无个性，只有出了大门，他们才能从黑衣制服里复活，在头顶上闪出一点明晃晃的个性来。

    泽宁没有上过正规的美院，只上过师范学院的艺术系，听起来真是要多土就有多土，但他却经常口出狂言，认为北京最土，是一个大农村，全国的城市里只有上海勉强算一个城市，广西人比较喜欢说香港，他就说香港不过是一个自由市场，杂货铺。不过这些话都是在我们很熟之后说的。

    这些话使我感到一个人对世界的敌意。

    但我当时并不这样认为，反倒觉得此人甚有趣。

    那次集体去广州看苏联电影回顾展，坐大巴来回折腾，时间漫长，路途遥远，我一心盼望出现一个有趣的人，结果泽宁就出现了。泽宁是厂里的美工，虽是美工，却不积极争取上戏进组，反倒喜欢写影评，尤其擅长批判，无论是欧美片还是台港片，经他一评，立即就五马分尸，体无完肤。

    据说他也写小说，但从未发过。从广州回来后，他积极要求调进文学部，我们此后便成为了同事。

    有关王泽宁，我觉得还是要从头说起。

    某一日，在广州黄花岗住地，吃过了早饭，我们几人七零八落地走在冬青树的甬道上（该住地有点像宾馆，吃饭分好几号餐厅），泽宁问我：林蛛蛛，今天你去哪？我说：去看潘玉良画展。泽宁说：一块去吧。我说：好！

    当时我还不知道泽宁是否有趣，这一点对我比较重要，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甚有趣的人，再跟一个不好玩的人呆着，肯定就会连连打呵欠。

    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认路比有趣更重要，我有一个屡教不改的毛病，就是永远不认路。因此，一听泽宁说跟我一块去看画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下不用发愁认路了！

    （在南宁的时候，我常常到文化大院去，结果有一次竟在院子里迷了路，急出满头大汗还转不出来。到了北京，住在东四十条，到雍和宫旁边的戏楼胡同上班，骑车最多只需二十分钟，但每次只能走北新桥的街道，如果有一次走了胡同，一定就会在胡同里迷上四五十分钟，然后出现在东直门大街上，看过门牌号码，确认是东直门大街之后，才能找到雍和宫，已经试了两三遍，每次都是这样。）

    我的脸上绽开了欢欣的笑容，就像一朵盛开的鸡蛋花，既纯洁又由衷。

    我们到了中山四路，一看休馆，就决定就近去广州图书馆看我的大学同学，大学同学还在等签证去法国里昂，等得愁眉苦脸的。看过了同学出来，我掏出了地图，决定去六榕寺和光孝寺。

    光孝寺里很安静。

    我想起一个新近成为佛教徒的朋友说过的话，他说：佛教是所有宗教里最高级的，现代派根本不行（八十年代青年不论谈什么都要扯上现代派）。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有趣，就问泽宁：佛教高级还是基督教高级？问过之后我又感到有点抱歉，觉得这样的问题实在是为难了本厂的美工，有点过份。

    不料泽宁却是水来土挡，不加思考就说出了一套又一套的，让我觉得他特别有道理。

    接着他就说起了《圣经》，他两岁的时候曾经背圣经得过奖，当时是在上海。他五岁时全家才从上海迁到广西，他父亲曾经留学德国，是心脑血管专家，母亲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他曾祖父的岳父是中国第一代传教士。

    我觉得这些东西甚奇怪，像一些看不见的饰物，挂在了泽宁的前胸后背，东闪一下，西又闪一下，使泽宁看起来像稀有动物一样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