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江南既定，枢密奏裁定官属，京师五卫、行省、万户府设官有差，均俸禄，给医药，设学校，置屯田，多元珪所论建。二十六年，参议枢密院事。时缮修宫城，尚书省奏役军士万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陈其不便，乃立武卫，缮理宫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挥使，凡有兴作，必以闻于枢府。寻升枢密院判官。奏定万户用军士八人，千户四人，百户二人，多役者有罚。二十八年，除礼部侍郎，迁左司郎中。三十一年，参议中书省事。大德元年，除吏部尚书。选曹铨注，多有私其乡里者，元珪曰：“此风不可长，川党、朔党之兴，宋之所由衰也。”请谒悉皆谢绝。三年，宣抚燕南，劾贪吏若干人。迁工部尚书，河朔连年水旱，五谷不登，元珪言：“《春秋》之义，以养民为本，凡用民力者必书，盖民力息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为之息。六年，佥河南行中书省事，将行，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初，朱清、张瑄以财雄江南，遍以金币连结当路，及伏诛，录其家，具籍所交诸公贵人，而江浙省臣为尤甚，惟元珪一无所污。
武宗即位，由佥枢密院事拜枢密副使。诏元珪二十余人议政中书，若惜人力，严选举，节财用，定律令，谨赏罚，建科举，课农桑，汰冗员，易封赠，皆切于世务者。初，诏发军万人屯田称海以实边，海都之乱，被俘者众，至是颇有来归者，饥寒不能存，至鬻子以活。元珪具其事以闻，诏赐钱赎之。帝在军中，即闻元珪名，至是，特加平章政事，赐白金二百五十两、只孙衣四袭。
仁宗即位，诏元珪与十六人议时政。皇庆元年，出拜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盖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检覆之法，当益田亩累万计。”元珪曰：“江南之平，几四十年，户有定籍，田有定亩，一有动摇，其害不细。”执其论固争，月余不能止，移疾去。延祐元年，拜甘肃行省左丞。岁余，召还，俾宣抚辽阳诸郡，复为枢密副使，召见嘉禧殿，帝曰：“卿先朝旧臣，宜在旧服。”特加荣禄大夫，赐钞五千缗、貂裘二袭。元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亩，以给军需，余田悉贡赋税。今经理江淮田土，第以增金为能，加以有司头会箕敛，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臣恐变生不测，非国之福，惟陛下少加意焉。”帝曰：“凡尔军士之田，并遵旧制。”
至治元年，英宗即位，元珪与知枢密院事帖木儿不花上军民之政十余事，大抵言：诸王近侍，不可干军政；管军官吏，不可渔取军户；军官之材者，当迁其职；有司赋役，当务均一，而军民不可有所偏；军官袭职，惟传嫡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乱。帝并嘉纳，即降旨施行之。元珪以年老致仕，至治二年，起商议中书省事。三年卒。泰定元年，赠光禄大夫、河南等处行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赵国公，谥忠简。三年，复加推诚佐理功臣、光禄大夫、司徒。
张升
张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后徙平州。升幼警敏过人，学语时，辄能辨字音，应对异于常儿；既长，力学，工文辞。至元二十九年，用荐者授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预修《世祖实录》。升应奉翰林文字，寻升修撰，历兴文署令，迁太常博士。成宗崩，大臣承中旨，议奉徽号，飨宗庙，升曰：“在故典，凡有事于宗庙，必书嗣皇帝名，今将何书？”议遂寝。武宗即位，议躬祀礼，升据经引古，参酌时宜以对，帝嘉纳之。至大初，改太常寺为太常礼仪院，即除升为判官。
久之，外补知汝宁府。民有告寄束书于其家者，逾三年取阅，有禁书一编，且记里中大家姓名于上，升亟呼吏焚其书，曰：“妄言诬民，且再更赦矣，勿论。”同列惧，皆引起。既而事闻，廷议谓升脱奸轨，遣使穷问，卒无迹可指，乃诘以擅焚书状，升对曰：“事固类奸轨，然升备位郡守，为民父母，今斥诬诉，免冤滥，虽重得罪不避。”乃坐夺俸二月。旁郡移文报吴人侯君远者言：“岁直壬子六月朔日蚀，其占为兵寇；岁癸丑，其应在吴分野。”同列欲召属县为备御计，升曰：“此讹言，久当自息，毋用惑民听。”斥其无稽，众论韪之。部使者举治行为诸郡最。历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除绍兴路总管。初，大德、至大间，越大饥，且疫疠，民死者殆半，赋税盐课责里胥代纳，吏并缘为奸，害富家，升为证于簿籍，白行省蠲之。前守有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者，争代者禄米，有隙，欲内之罪，移平江岁输海运粮布囊三万，俾绍兴制如数，民患苦之，不能堪。更数守，谓岁例如此，置弗问。升言：“麻非越土所生，海漕实吴郡事，于越无与。”章上，卒罢之。升既谨于绳吏，又果于去民瘼，故人心悦服。历湖北道廉访使、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召为参议中书省事，改枢密院判官，寻复中书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