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六年，两淮运司准行户部尚书运使王正奉牒：“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创立，当时盐课未有定额，但从实恢办，自后累增至六十五万七十五引。客人买引，自行赴场支盐，场官逼勒灶户，加其斛面，以通盐商，坏乱盐法。大德四年，中书省奏准，改法立仓，设纲使运，拨袋支发，以革前弊。至大间，煎添正额余盐三十万引，通九十五万七十五引，客商运至杨州东关，俱于城河内停泊，听候通放，不下四十万余引，积叠数多，不能以时发放。至顺四年，前运使韩大中等又言：‘岁卖额盐九十五万七十五引。客商买引，关给勘合，赴仓支盐，顾船脚力，每引远仓该钞十二三贯，近仓不下七八贯，运至扬州东关，俟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恃盐主不能照管，视同己物，恣为侵盗。及事败到官，非不严加惩治，其能禁止。其所盗之盐，以钞计之，不过折其旧船以偿，安能如数征之。是以星河客商，亏陷资本，外江兴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价以买不洁之盐，公私俱困。’窃照扬州城外，沿河两岸多有官民空闲之地。如听盐商自行买地。起造仓房，支运盐袋，临期用船，载往真州发卖，既防侵盗之患，尤为悠久之利，其于盐法非小补也。”既申中书户部及河南行省照勘。文移往复，纷纭不决。久之，户部乃定议，令于客商带纳挑河钱内，拨钞一万锭，起造仓房，仍咨河南行省，委官偕运司相视，果无违碍，而后行之。
两浙盐场：至元十四年置，岁办九万二千一百四十八引。每引分二袋，每袋依宋十八界会子，折中统钞九两。十八年。增引为二十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二。十九年，每引增钞四贯。二十一年，置常局以平盐价。二十三年，增引为四十五万。二十六年，减十万引。三十年，置局卖盐鱼于滨海渔所。三十一年，并四十所为三十四场。大德五年，增引为四十五万。至大元年，又增余盐五万引。延祐六年，岁引五十万引。七年，定盐课十分为率，收白银一分，每银一锭，准盐课四十锭。其工本钞，浙西正盐每引增至二十两，余盐至二十五两；浙东正盐增至二十五两，余盐三十两。
至元五年，两浙运司申：
本司自至元十三年创立，当时未有定额。至十五年始立额。办盐十五万九千引。自后累增至四十五万引，元统元年又增余盐三万引，每岁总计四十有八万。每引初定官价中统钞五贯，自后增为九贯、十贯，以至六十贯、一百贯，今则为三锭矣。每年办正课中统钞一百四十四万锭，较之初年，引增十倍，价增三十倍。课额愈重，煎办愈难，兼以行盐地界所拘户口有限。前时听客商就场支给，设立检校所，称检出场盐袋。又因支查停积，延祐七年，比两淮之例，改法立仓，纲官押船到场，运盐赴仓收贮，客旅就仓支盐。始则为便，经今二十余年，纲场仓官任非其人，惟务掊克。况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盐停灶，散漫海隅。行盐之地，里河则与两淮邻接，海洋则与辽东相通。番舶往来，私盐出没，虽有刑禁，难尽防御。盐法堕坏，亭民消废，其弊有五：
本司所辖场司三十四处，各场元签灶户一万七千有余，后因水旱疫厉，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余。即今未蒙签补，所据抛下额盐，唯勒见户包煎而已。若不早为签补，优加存恤，将来必致损见户而亏大课。此弊之一也。
各纲运盐船户，经行岁久，奸弊日滋。几迟到场装盐之时，私属盐场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两，装为硬袋。出场之后，沿涂盗卖，以灰土，补其所亏。及到所赴之仓，而仓官司秤人又各受贿，既不加辨，秤盘又不如法。在仓日久，又复消折。袋法不均，诚非细故。不若仍旧令客商就场支给，既免纲运佳给水脚之费，又盐法一新，此弊之二也。
本司岁办额盐四十八万引，行盐之地，两浙、江东凡一千九百六十万余口，每日食盐四钱一分八厘，总计为四十四万九千余引。虽卖尽其数，犹剩盐三万一千余引。每年督动有司，验户口请买。又值荒歉连年，流亡者众，兼以濒江并海，私盐公行，军民官失于防御，各仓停积累岁未卖之盐，凡九十余万引，无从支散。此弊之三也。
又每季拘收退引，几遇客人运盐到所卖之地，先须住报水程及所止店肆，缴纳退引。岂期各处提调之官，不能用心检举，纵令吏胥坊里正等，需求分例钱，不满所欲，则多端留难。客人或因发卖迟滞，转往他所，引不拘纳，致令奸民藏臣在家，影射私盐。且卖过官盐之后，即将引目投之乡胥。又有狡猾之徒，不行纳官，执以兴贩私盐。此弊之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