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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厅负责“言案”的同志第三次跟老言老伴正面接触，跟前两回一样，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您仔细回忆一下，当时，有谁跟老言特别过不去？”他们耐心地问，老伴哀切地摇了摇头。在她身后，站着女儿言小可。小可二十七八岁，在大山子中学当老师。“老人家，我们是省公安厅的，直接受省委贡书记的委派，来办这个案子。我们希望得到您老的支持……”老伴默默地点了点头。“您不要有顾虑。”老伴默默地又点了点头。“听说，老言被害，跟一份材料有关。您见过那份材料吗？”老伴默默地摇了摇头。“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吗？”老伴又默默地摇了摇头，而后慢慢地抬起眼皮，向那个挂有言可言遗像的镜框投去哀痛的一瞥。镜框里，言可言高高在上，不苟言笑，嘴唇边似乎略略浮现出一丝让人难以觉察的既表示赞许，又表示嘲讽的微笑。这赞许肯定是给老伴的，赞许她这种巧妙的不合作态度；那嘲讽，难道是给公安厅同志的？他在嘲讽他们“枉费心机”？
又磨磨蹭蹭地谈了几十分钟，专案组的同志只得告辞。言小可代母亲把专案组的同志送出门。
“言小可同志，找个时间，能跟你谈一谈吗？”专案组里一位中年女同志温和地询问。
言小可为难地说道：“……我根本不了解情况。平时，都在学校住。爸出事了，我才回来陪我妈的……我爸的事，我一点都不了解……”专案组的领导语重心长地说：“你是个人民教师……”言小可脸一红忙说：“这跟是不是教师没关系。”“言老师，你再考虑考虑。这是我们的直线电话号码。我们等着你的电话。”那位中年女同志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递到小可手上。
回到屋里，言小可就去问妈：“您为什么不跟人家专案组说真话？您要再不说，我可要说了！”老伴苦笑笑，长叹一口气：“你说？你说啥！”言小可说道：“我是说不出啥，那你说呀。你清楚，你说呀！爸爸让人害了……您总不能谁都不信了吧！”
老伴猛地一回头，定定看住女儿，眼眶里顿时涌满了泪水，嘴唇急速地哆嗦起来，似乎有许多的话要说，但一时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才好；过了好大一会儿，她用粗糙又粗大的手抹去已然涌出眼角的泪珠，撇撇嘴角，冷笑道：“信谁？你说你让我信谁？站在那儿的一个个，到底谁是鬼，谁是人？谁？！你说说，到底谁是谁……”
吃罢晚饭，陪妈看了会儿电视，便听到妈在一旁已经开始打呼了——从爸走后，她常这样，只待天黑，就不愿去外头遛弯。她说她怕。怕啥？她又说不清，就是怕。那么就在屋里待着吧，看会儿电视吧。可一打开电视，只需十几分钟，脑袋往后一递一递的，最后一歪，就开始打呼……但是，只要你一关电视，她准醒。而且会突然地惊醒，仿佛遭劫了似的，惶惶地看着你。赶紧，再把电视打开。十几分钟后，她又开始那一番固定的程式——这样，开了睡，关了醒，反复折腾上几回，自己也觉得无趣，才嘀嘀咕咕道：“什么破节目……尽在那儿杀鸡杀狗扭屁股……”（她管那些扯着嗓子唱流行歌的人叫“杀鸡杀狗”。）并挪动着这一段时日来骤然变得不那么灵便的双腿，慢慢回自己房里去了。言小可伺候着母亲睡下，替她掖好被子，在床边又坐了一会儿，见母亲确实合上了眼，安静了下来，这才关了灯，放轻了脚步，上外头去办自己那一摊事了。
改完最后一本作业，已是十点多钟。小可怔怔地坐了一会儿，抬起头看了看被高高挂起的父亲遗像，心里一阵酸楚，默默擦去眼角的泪水，整理好那些作业本和备课笔记，悄悄地又上卧室里看了看。
其实这段时间，老言的老伴一直没睡，黑暗中，睁大了两只眼睛，总是很不甘心地在乱想着什么，却又想不出个正经路数，闪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无数往事片断，那些跟老言相关的片断，相互掺杂着汹汹涌来，全像一片洪水漫堤，浩浩荡荡地裹挟着猪马牛羊，锅碗瓢盆，床板房梁，把天地人融成一片……忽然听到女儿悄悄推门，她忙闭上眼。小可见母亲已经“睡”了，在床边又稍稍站了会儿，又轻轻替她整理了一下被子，又回到堂屋里。这时，四下里一片寂静。她掏出专案组留给她的那张便条，看看便条上写下的那个电话号码，当墙上的挂钟“当当当……”地敲出十二下单调的响声，告诉她已到了子夜时分时，她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再次看了看那个镜框，鼓足勇气，端来一张方凳站了上去——原来她是知道“机关”的奥妙在何处的。很多次，她发现母亲总是定定地盯着镜框，一开始以为她是在看爸爸。很多次妈妈的确也是在看爸爸。但也有许多次，她发现她打量的只是镜框背后。背后藏着什么东西吗？她很不安，必须搞清楚——很快，从镜框后边取出了那包材料。取材料时，由于紧张，差一点把整个镜框都搞掉下来，发出的那一声刺耳的响声，使她站在方凳上，屏住呼吸，好半天都没敢再动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