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起时讨论学问，设想未来，开列计划。我在这个城市里第一次能够多少忘却和抛开那些好朋友——吕擎阳子他们，却又能开始这一类重要的企划。它们部分不切实际，部分颇有创意；个别细节有待推敲，另一些筹措则难能可贵。比如我对她说，我终有一天会将那片平原上的业绩搞大，从葡萄园到相关的产业链，从地上的劳作到纸上的记录；我们甚至可以在那儿搞起一份杂志——那将是一份集诗与史于一身的最强有力的探索和记录。我的这些大胆设想让她不可抑止地兴奋和幸福。她喃喃地说：“如果，如果有一天它变成了真的，我会什么都不管不要地参与进去！我要求你能答应我，我保证不会成为你的一个负担。我到那儿会做很多事情，做园子里的粗活、办杂志，我都会努力做好，我会好好向你们学习……”
那会儿由于激动，她的眼睛似乎变得更亮了。她的脸庞红得像苹果——这个被使用了一千次的比喻这会儿仍然还得被我拾起，因为它的确太像了。她丰润的双唇像刚刚饮过了甜酒和蜜，此刻泛着微笑，格外诱人。那时我把目光移开，望向窗外，仿佛在望远处的那片原野。我对她说：“是啊，当然。这时候阳子和吕擎他们，还有他们的爱人都会一起迁到那个地方，我们园子的疆界将扩大十倍，造酒——我有个最好的酿酒师朋友——他早就说要和我们一起干。到那时候这里就是一个诗和酒的堡垒，并且要一直存在下去。”
我浑身的热血在激流涌动。是的，已经许久没有这样了。这是一个稍具雏形的现实，因为那园子已经是存在无疑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强大它、发展它、充实它，把它一砖一瓦地加固。“你说我们不会成功吗？”我问她，其实答案已在心中。我只是为了更长时间地、不再游移地看着她的水汪汪的大眼睛而已。她严肃地点头：“会，一定会！”
这时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了两片田园：葡萄园和杂志。是的，它们是双双并列的两片绿洲。在我心中，后一片田园生长于前一片田园之中，它更为茂盛和繁荣，它当然需要同样的精心耕耘，有长长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培育期。对此我必要树立信心和蓄养恒力。这对我们几个人而言，既是一个梦想，又是一个伸长了手臂便能触摸的现实。比起她的天真和浪漫，我作为一个中年人则要于冲动之后想得更多更细一些。是的，我可以肯定地回答她充满期待的双眼，这是我经过了慎重思考的。
这时我们多么欢欣甚至幸福。一切已经准备，一切已经开始。我们相约了许多未来：耕作，阅读，编著，考古，移居，酿酒，欢庆，但就是不包括“倒霉”。这一切美好的事物，将伴随阳子吕擎等朋友一起，更有梅子的参与——梅子怎么能够缺席呢？她如果缺席，我敢说事物肯定起了质的变化。那会是高危动作，一道悬崖。
我同时也对梅子说起过这一切的设想和计划，只是没有谈这些美好的梦想是怎样、于何时何地产生并成熟起来的。梅子对她熟悉后印象颇好，但也只是适可而止。梅子在背后并不过多地谈论她。让梅子不敏感于她，这是不可能的。梅子知道自己的丈夫与她的这种交往和友谊，其界限在哪里；梅子相信自己的丈夫，但不相信这个时代。梅子说：“这个时代的男人啊，都学坏了。”所以梅子和岳父一家人，更包括我的岳母，都提倡一句老话，叫做：“警钟长鸣”。
可惜我总是在这种“长鸣”中畏手畏脚，连脑子里一切美好的想象都要退避三舍；在我和她之间，真的矗立了一口无形的黑色大铁钟，它每撞击一下、鸣响一下，我都要沮丧一下。完了，长鸣，当当响过之后，还有嗡嗡的回声，有长长的尾音。我简直是在它的声响中战栗。我和她在一起时，每当我沉默的一刻，她就会注视我一会儿，走路都蹑手蹑脚的。她以为我在思考一些严肃的学术问题，也就不再做声。可是这样时间久了，她会叫我一声。很奇怪，这时候她不叫我“你”，也不叫我“老师”，而是沉沉地叫我一声“叔叔”：“叔叔怎么了？叔叔不高兴了？”
我从肃穆中醒过神来，笑了笑。我想起东部平原上的一种习惯说法：将“不高兴”说成“不乐意”——长辈人为了表达自己对晚辈的不悦，往往故意沉着脸，拉着长腔说一句：“大叔不乐意了！”只这一声，晚辈也就立刻毕恭毕敬起来，尽管有时多少也是装出来的。我看了她一会儿，这时闭上眼睛，拉着长腔说道：
“大叔不乐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