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与外的置换：重写女性现实(2)

    被解聘的林多米回顾自己的生活历史，特别是回顾婚后的生活，平庸、嘈杂、机械而呆板，被一大堆粗陋单调的物质生活所填满。林多米有过短暂的一个人生活的自由时光，那时林多米迷恋上写作，这使她逃避社会及其可怕的关系网络。在８０年代那些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岁月，林多米却把那些美好的时光丢到废纸篓里，她热衷于写作。这是她逃避社会躲闪社会关系的最好的方式。写作是什么？就是纯粹的个人幻想，个人白日梦，当这种写作毫无希望被社会承认，或者毫无可能被社会理解时，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个人幻想。林多米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出对书写的迷恋，她的职业当然与之相关，但更重要的这是她的自我体验的根本方式，书写和阅读使她回到自我的精神领地。但林多米的生活迅速被异化。这个迷恋写作的人，自从建立家庭之后，她的生活就立即世俗化了。

    “家庭”，这个在传统小说中作为温馨的避风港湾的处所，在林白的叙事中主要是以牢笼的形式出现。而在《说吧，房间》里，对家的厌倦被更加充分地强调：“现在当我想到婚后几年的忙乱生活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幅高密度的无限重叠的图景，我看到无限多的锅碗瓢盆、案板水龙头、面条鸡蛋西红柿、衣服床单洗衣机以及更多的别的什么重叠在一起，它们毫无规则密不透风地堆积，就像一件刻意反艺术过于前卫的装置作品，又像一幅以这片堆积为素材的前卫油画，它的构图跟装置作品完全一样……”当然，这是一堆毫无审美价值的灰色图案，直到多年后，林多米回想起来还感到窒息。林多米的生存——按照林多米的自我感觉——就如同皮影一样平扁没有重量，没有真实的生命。在单位那个迷宫一般的建筑物里，林多米像一只忙碌的蚂蚁，又像一只虫子一样跳来跳去。林多米的婚姻生活同样平淡乏味，只有在周末的时候，闵文起神情暧昧地拿出一盒毛片，按照男***望进行的***活动无疑总是以失败告终。林多米经历着女人的生活的各个阶段，说不上特别不幸，它们虽然有些困苦艰难，但这里面并没有大灾大难，只是平淡无奇的现实，普通的中国女人曾经和正在经历着的了无生气的现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可忍受的，也许人们还可自得其乐。然而，艺术正是在人们麻木不仁的地方，打开一扇窗户，告诉人们真相。不过林白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恰恰相反，她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存在主义者。萨特式的人选择自我的自由本质那种幻想在这里被击得粉碎。人是被任意选择的，特别是在一个男权强权的社会里，女性被注定了被选择。在另一方面，林白的叙事还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反动，存在没有敞开性，存在被塞满就是被塞满。海德格尔从凡·高画的农夫的破旧的鞋的洞口的开启中，看到存在的开启性，从那里洞悉到生存倔强的永恒。然而，在林白的叙事中，超越不过是彻底失败的华丽的替代品。就像南红对林多米的超越一样，超越性的南红终究走向穷途末路。而她的那些回到内心生活的书写，与其说是存在自身的敞开性，不如说是对紧闭的存在之门的无止境的叩问。

    与胆怯、封闭、现实甚至有些墨守成规的林多米截然不同，南红是个别出心裁的女子，沉迷于幻想，不切实际，追赶时髦，喜欢挑战。按照叙述人的理解：“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这些不谐调的因素像她的衣服一样古怪地纠缠在一起……”对于她来说，改变生活现存的形式就是超越的胜利。奇装异服，胡作非为的生日Ｐａｒｔｙ，惊呼，夸张的热情，露骨的个性表达，收集照片，写诗等等，这些都构成了韦南红的生存超越意向。她甚至在大学时代就想入非非要去南非。她在大学毕业后轻易就丢掉铁饭碗，只身闯荡南方沿海开放城市，进入推销伪劣假冒项链、宝石戒指的行业。这个年轻女人在南方突然发达的城市里充满了对超越现实的幻想，在数名男人之间周旋。总之这是一个寻求冒险与刺激的女人。南红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女人幻想的故事，也是关于幻想的女人的故事。结果如何呢？多年之后，她来到北京与林多米重逢，尽管她风格依然，但口头禅却是两句话：“真的是很坎坷”，“好沧桑呵”。在赤尾村那个杂乱的房间里，韦南红头上的虱子已经遮蔽了昔日额头上的光圈，只有弄巧成拙的秃头还可见当年奇装异服的风采。

    韦南红与林多米殊途同归，她们最后的遭际表明了女性无可超越的生存困境。在小说叙事上，可以看出林白力图在运用双重结构去表现两个女性不同的性格和选择，以及由此反射出的女性内在生活的复杂性。